举证责任倒置的有限性

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
邓利强 律师


2001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则司法解释要求医疗机构就医疗侵权诉讼承担无过错和无因果关系的举证，即举证责任倒置。在现实工作中有些患者要求医院在任何诉讼中都承担举证责任倒置，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让我们从一则案例看一下举证责任倒置的有限性。
2002年月7日23日北京市卫生局转发了《卫生部关于重申加强一次性使用无菌医疗用品管理的通知》，北京地区各医院为此展开了相应的检查，北京某医院在自查自纠中发现本院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少量复用心导管和球囊导管现象，医院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罚，北京市卫生局也作出了相应的处理。该事件后来被媒体曝光，形成了所谓“二号管（即复用导管）事件”，于是几十余名患者起诉医院要求赔偿。在诉讼中患者要求医院证明其在手术中使用的是新球囊和导管，即要求医院承担举证责任。作为代理人，我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患方的这种观点是对举证责任倒置的误读，我认为在本纠纷中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并说服法官接受了我的观点：医方的举证责任倒置不是无限的，举证责任倒置是有限的！我们赢得了案件公正合理的解决。在庭审中我对二号管的举证责任分配分析如下：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至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了特殊侵权举证责任倒置的几种情形，医疗侵权不在此列，因此医疗侵权本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1日公布的法释（2001）33号司法解释第四条第八项要求“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目前大家所知道的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倒置，关于二号管纠纷患者及其代理人在理解这一司法解释上存在很大的误区，这表现在：
1、医疗举证责任倒置仅存在于“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导管和球囊的复用与否不适用此原则。
2、在医疗侵权诉讼中患方也并非完全不负举证责任，患方对医患合同存在与否及损害后果存在与否仍负举证责任。
患方在诉状中把举证责任要求医院提供证据证明给其做心脏介入手术时使用的是一次性导管，要求医院提供给其做心脏介入手术使用的购买手续，使用程序和销毁的证据”，否则患方就认定其被使用的是二号管，患方的这种要求完全与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解释本意风马牛不相及，对司法解释的这种理解完全是错误的。这表现在：
第一，没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医院对此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仅规定在医疗侵权诉讼中，患者有侵害后果后，才由医院证明医疗无过错和无因果关系，因此医疗侵权诉讼应当称为举证责任的转移更准确。
第二，没有任何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医生在使用导管时留下证据证明该导管使用情况。
第三，从使用导管的概然性上讲让医院证明其使用的导管球囊不是复用的也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先有新开封的导管球囊才会存在使用后的复用问题，新的导管球囊总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复用管的问题。而且从技术上讲，只有少量使用过的导管和球囊才能重新使用，因此从法律概然性的角度出发，使用新导管的概然性远远大于使用复用管概然性，那种“不能证明是一号管就是二号管”的主张是毫无道理的。
第四，也是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让我们困惑的问题是：毕竟卫生行政部门认定了我们有复用现象，媒体也从道义上对医院予以了负面的评价，在这一就基础上法院可否依职权要求我们证明我们使用的是什么导管和球囊，对此我们的意见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本案患方起诉的是侵权之诉，医疗侵权的举证分配上有明确的司法解释，本案不存在“无法确定举证责任问题”因此本案就不存在举证责任在审理过程中的法庭分配问题。
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法律法规和医疗工作规范未要求医生使用导管球囊时留下证据确认新旧，在本案中若如此分配举证责任对医院不公。
从诚信的角度讲，大家应严格区分个别医务人员的违规和医院的失信问题。请大家不要忘记，本案的起因是医院对本院医务人员的自查自纠。在查出问题后医院既没有回避也没有护短，是医院首先对此事进行的查处，然后才是媒体的介入，这一前提也充分说明医院在维护患者权益方面的态度。因此，以有行政处理为依据认定医方若不能证明使用的是新管就是复用管没有道理的，也没有法律依据，是对举证责任错误的理解。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得出结论，本案患方所主张的是侵权之诉，侵权之诉自有其构成要件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根据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是明确的，不存在个案分配问题，那种要求医方出具证据证明其使用的是新管子否则就推定为复用管是观点从任何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
经过法院认真评议于2003年12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患方的诉讼请求，因此我们说虽然最高院规定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但这一倒置是有条件的，也是有限制的。在医疗纠纷中希望医院机构认真解读患方的起诉案由，恰当应用举证责任，以期在不利的司法环境中更好地维护医方的合法权益。
最后，我想说明的是：虽然法院支持了我们的观点，但法院仍然认为医院在导管和球囊的使用中应严格管理、改进工作。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医务人员，在目前的医疗执业环境下，医生应更加严格依法行医，在工作中尽可能完善规章制度，在各种医疗器械的使用中，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行医，以免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劳动者使用虚假的学历材料欺骗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用人单位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

广东海鸥律师事务所 霍卫平律师


最近在读王永起著的《劳动争议类案裁判规则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其中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劳动者谢某伪造同济大学学历进入H公司担任总报价师，双方签订一年期限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了工资、奖金、保密保贴等事项。H公司认为谢某工作过程中严重失职且工作效率差，并认定谢某伪造大学学历及曾在某公司担任工程总监的工作经历。于是用人单位将谢某辞退。谢某不服提起劳动仲裁及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工资和经济补偿金。法院终审判决用人单位应当按约定的金额支付谢某的工资、奖金，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该案例在书中第209页）
该案适用的法律是《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八条：“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付出的劳动，一般可参照本单位同期、同工种、同岗位的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笔者认为，该两条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没有考虑到保障用人单位的权益。因为，任何一个用人单位对其需要的岗位，在决定录用一位员工之前，对应聘者的要求，例如学历、工作经验等，均是考虑到劳动者应当与岗位相适应，符合工作要求，这才将劳动者录用。虽然在录用面试时，用人单位也仅仅是凭劳动者提供的学历证书来确定其学历是否符合岗位要求，至于工作经验，用人单位更加无法核实，只能凭劳动者在应聘时自己陈述拥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当用人单位对比所有应聘者提供的书面材料后，作出的最终录用决定也只是一个假设该被录用人的学历、工作经验符合岗位的要求。当劳动者被正式聘用后，其真实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只有在工作过程中被检验出来。当用人单位发现劳动者伪造学历、工作经验后，当然会认为劳动者不符合岗位要求而将其辞退。但问题是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却规定，即使用人单位辞退劳动者的理由充分，因为劳动者确实实施了伪造学历、工作经验而欺骗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法律仍要求用人单位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支付给被辞退的劳动者。
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第2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的内容太过偏向于保护劳动者，而造成对用人单位极不公平。笔者仍用上述案件作说明，H公司对于担任总报价师所需要的学历是大学学历，同时要求具有装饰工程方面的工作经验。谢某两项要求都没有，现假设谢某实际上只有高中学历，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若其按其实际情况应聘的工作，只能是做工人，假设工人每月工资为1000元；现在因为伪造了大学学历和工作经验，欺骗了用人单位将其聘用为总报价师，每月工资为3000元，工作五个月后被用人单位发现而将其辞退，谢某已经获得了与其实际情况不符的10000元的收入，该收入因为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应视为违法所得。而该违法所得居然是受《劳动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所保护，成为合法的收入。用人单位因谢某的行为遭受到的损失却无法追讨，对用人单位是否公平呢？笔者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需要保障，但对于明显是违法所得的权益是否也需要保障呢？用人单位的权益在《劳动合同法》里却被忽视了。
再者，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于同工同酬的法律保护是基于劳动者提供合法的学历和工作经验的前提下，在用人单位对岗位要求的学历、工作经验相同的情况下才适用的。对于本案中的谢某，利用伪造的学历、工作经验来欺骗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法院仍按《劳动合同法》对其付出的劳动按真学历、真工作经验来判决用人单位支付劳动报酬，这是否等于鼓励劳动者去伪造学历、工作经验来欺骗用人单位获得不应获得的劳动报酬，因为，只要劳动者工作了，《劳动合同法》第28条就认为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按该岗位的工资进行支付。笔者认为，对于谢某的行为，应按其实际学历和工作经验所对应的岗位来确定劳动报酬，若用人单位没有该岗位，则应参照当地相同学历和工作经验所应获得的劳动报酬来确定。
另外，笔者认为，对于谢某伪造学历、工作经验而欺骗用人单位的行为，应当根据不同的法律规定对其追究不同的法律责任。1、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二）买卖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谢某购买学历证书并将其应用于应聘之中，已经触犯了该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其行为，使其受到行政处罚。
2、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针对本案，谢某明知自己没有应聘该职位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却通过非法的手段伪造学历证书和工作经验，骗取用人单位的相信，获得该职位，其犯罪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特征，非法所得也肯定达到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因此，应当对谢某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3、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劳动合同依照本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确认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的谢某，由于伪造学历、工作经验而欺骗用人单位，且工作过程中严重失职，若有证据证明谢某的行为造成了用人单位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也算是对用人单位的一点补偿。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劳动者利用伪造学历、工作经验来欺骗用人单位的行为，用人单位有权按照上述的法律规定追究劳动者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