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1级法律硕士专业研究生 宋 蕾


精神损害赔偿是由于精神权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对加害人的一种民事制裁措施。精神权益是指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所获取的体现在人格、身体方面的精神利益。在民事活动或其他社会活动中，主体的精神权益通常体现在其姓名、隐私、身体及言行自由诸方面，是主体人格、身份利益在法律上的表现，而且在民法意义上的精神权益具有受法律永久性保护的特点，如姓名、名誉、肖像、荣誉等人格利益并不随着主体的消失而消失。精神损害赔偿原则是适用经济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进行精神损失赔偿对受害者具有抚慰、补偿作用，对侵害者具有惩罚教育作用。当公民或法人的精神权益受到侵害，造成精神上的损失，对实施侵害行为的行为人给予财产上的制裁，可达到用其他法律手段不能达到的目的，特别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精神赔偿更具有特殊意义。
一． 美国侵权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普通法并没有接受单独就精神痛苦提起损害赔偿的诉讼，精神损害通常被认为是像人身侵害这样的侵权行为的附属物，没有必要看成是单独的诉因。而法院也不应该对仅仅是精神上遭受痛苦的受害人提供救济。但是如果被告的行为极其残暴，以至于对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能造成严重的精神上的伤害，那么就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上述侵害侵犯了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行为必须得到制止。因此，在大量类似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许多法院（包括侵权法重述）都逐渐的承认并接受精神损害可以作为独立的诉因。
20世纪40年代，美国法律学会明确承认心理痛苦赔偿制度，即我们所说的精神损害赔偿。在美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导致心理痛苦（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分为两种，一种是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另一种是过失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Negligent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上的痛苦都应该得到补偿：“精神痛苦是且仅是‘人的状态的一部分。（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任何人当他的财产或金钱受到损失，或者是应当到手的预期收入忽然没有了的时候，都会造成精神上的不快，这是很正常的。 `完全的心理上的宁静，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Not all mental anguish is compensable: '[E] Motional distress is but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uentes v. Perez (1977) 66 Cal.App.3d 163, 169. Loss by anyone of property or money, and certainly loss of expected wages, will normally produce mental anguish. 'Complete emotional tranquility is seldom attainable in this world . . .' (6 Cal.App.4th at 801.) ）
根据美国法律学会编辑的《法律重述·侵权行为法》第46节的规定，行为人对其故意的和轻率的导致他人精神痛苦的行为承担责任。构成精神损害的要件是：第一，行为人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第二，伤害是故意的；第三，实际发生的精神损害是严重的。什么是严重的精神痛苦呢？在Davis v. Gage 一案的判决中，爱达荷州上诉法院认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是指已经被“身体上的伤害”证明，或者有证据表明“原告的日常行为已经因此收到妨碍…或者是他/她的精神上遭受难以承受的打击。。。”（106 Idaho 735, 741, 682 P.2d 1282,1288 (Ct. App. 1984). ）
为了获得侵权法上的赔偿，原告必须证明：
1． 被告的行为是故意的或者是不记后果的
2． 被告的行为是极端的和粗暴的
3． 被告的行为导致了原告的精神痛苦，并且
4． 该痛苦 “十分严重，以至于达到任何合理的人都无法承受的程度。”
（Herrera v. Conner, 111 Idaho 1012, 1023, 729 P.2d 1075, 1086 (Ct. App. 1986) (quoting Restatement (Second) of Torts? 46, comment j (1965)). See also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Hatfield v. Max Rouse & Sons Northwest, 100 Idaho 840, 606 P.2d 944 (1980). ）
对于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必须同时有身体上的伤害（physical injury）发生，美国判例法有详细的规定。尽管说被告的行为同时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的证据与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很明显的是身体受到伤害的证据或者是表现并不是主张故意精神损害赔偿所必需的。（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然而在过失精神损害的案件当中，原告必须表明他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伴随着身体上的伤害。也就是说在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领域里，没有“纯粹”的精神痛苦的赔偿，或者说如果没有身体上的伤害或者疾病的表现，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是得不到支持的。（See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美国爱达荷州高等法院在Czaplicki v. Gooding Joint School Dist.一案的判词中指出，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必须证明有“身体上的受伤害的症状”，这种症状包括“剧烈的头痛，偶尔的想自杀，精神衰弱，性欲减退，疲劳过度，胃痛，没有食欲等等”。（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 775 P.2d 640 (1989)）
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高等法院2001年12月审判了Linda &Dolly v. Clark & Barbara 一案。被告雇佣Ms. Morgan协助他们举办家庭晚会。原告诉称Ms. Morgan在被告家里喝醉了酒，而后驾车引起交通事故，致使Edna死亡。作为Edna的遗产管理人，原告要求被告作为肇事者的雇主负责赔偿包括过失精神损害的损失，因为被告对其雇佣的人疏于管理。原告声称，由于她亲眼目睹了自己母亲的死亡，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此向被告主张过失精神损害赔偿。这样的诉讼请求是成立的，只要“原告所遭受的损害符合某种客观的医学上的诊断标准并且得到了医学专家的证言证明。”（Corso v. Merrill, 119 N.H. 647,653 (1979)）换句话说，“精神上的损害必需要由因此引发的身体疾病的症状来证明”。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没有能够提供专家证言证明她因为目睹母亲的惨死而遭受巨大的精神伤害，他的身体也没有明显的症状能够作为支持他要求过失精神损害赔偿的证据，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原告的此项诉讼请求。
从大量的判例当中我们发现，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美国侵权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方式以及举证责任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学习这些经验对我国制定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有益的。

二． 借鉴英美法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的意义

大陆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产生源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法国对勒迪斯昂案的判决，该案一名叫勒迪斯昂的男子极其七岁的儿子被某行政机关的卡车撞死，其妻以本人和三个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名义要求赔偿，对其直接物质损失如丧葬费等当然予以赔偿，对其提出的精神赔偿请求，法国最高行政法院采纳了政府专员厄曼的意见：精神痛苦虽不能以金钱计算，但不等于不应和不能给予赔偿，这种赔偿不是以相当的价值替代特定的损害，其具有抚慰性质，虽不可能完全消除精神痛苦，但比无任何赔偿好。赔偿旨在给予一种满足和快意，以减轻死者家属感情上的痛苦，它与商业中的等价交换性质的是不同的。最后法院判决该行政机关付给勒迪斯昂妻子精神损害赔偿费一千法郎，这为后来的精神损害赔偿奠定了立法的理论依据，并相继为各国的立法所肯定。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法律对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和建立起步较晚。我们在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之后，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开始有争论，因为我们曾经受到前苏联的法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于人格权受到侵害不能用金钱来赔，用金钱来赔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法律观，是把人格权利商品化，因此从法学理论上反对对人格权、人身权受到损害进行金钱赔偿。但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我们国家在法学领域内已逐步开始了拨乱反正，一些理论误区已经逐步得到澄清，精神损害赔偿开始进入理论视野和立法视野，只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范围观点还比较保守。目前看来，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需要。《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把精神赔偿的范围规定为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法人的名称权、荣誉权、名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补充了公民隐私权的精神赔偿规定，其适用的范围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有人认为精神赔偿的范围应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为宜，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人权、民主，法律也越来越重视对人格、精神财富的保护的时候，通则规定的范围已不能达到充分保护公民人身权的目的。完善精神赔偿制度，是注重人身权的保护和完善侵权责任制的体现，大部分国家对此的立法包括对所有人人身权的都适用，无限制地规定了这一制度，如美国，某家庭妇女状告某足球俱乐部夺走了她的丈夫（其丈夫是位球迷），而判决结果主张了原告精神赔偿的请求，此案例在我们看来未免夸张，但就我国民法对此有限列举的立法而言，也到了适当扩大精神损害赔偿范围的时候，应加强对精神损害赔偿运用的直接性，即应把精神损害赔偿真正提高到其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不是在“赔礼道歉”等四种责任形式后，“并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由于通则第一百二十条无论在司法心理还是在文字表述上，均给人应以前四种方式为主，赔偿为辅，精神赔偿并不重要的感觉，从而导致其不予被重视。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许多受害者无法受到保护。目前，这种有限的范围和未加重视的态度已不能适应我国国情，应扩大对精神损害的保护范围。

在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现行的法律保护手段已无法获得预期的满意效果，其缺陷在于保护范围过窄，赔偿标准也无统一定论，因此，立法机关应从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出发，科学的吸收英美法上的相关制度，补充完善有关规定，这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充分保护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精神权益无疑是迫切需要的;同时,这也是我们加入WTO后，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参考资料：
《英美法律文献选读－－侵权法教材》，王军编著，2002年9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中国侵权行为法的100年历史和新世纪的发展》，杨立新，2001年4月
《无过失责任》，王利明
《英美侵权行为法》，徐爱国编著，1999年10月，法律出版社
《West Nutshell Series----Torts》(Second Edition),EDWARD J.KIONKA
美国法院近几年的判例：
Hathaway v. Krumery, 110 Idaho 515, 716 P.2d 1287 (1986); Brown v. Fritz, 108 Idaho 357, 699 P.2d 1371(1985); Hatfield, supra.

Curtis v. Firth, 123 Idaho 598, 850 P.2d 749 (1993)
The Idaho Supreme Court in No. 231, 116 Idaho 326, 775 P.2d 640 (1989)

Linda & Dolly v. Clark & Barbara， New Hampshire Superior Court, Docket No. 99-C-0084 (2001)

关注错案背后冤枉无辜的裂变效应
杨涛
佘祥林于2005年4月13日被当庭宣判无罪，这位无辜的人曾经让湖北省京山县的公检法都坚信是有罪的，并一度曾获死刑，但11年后，当早已被认定为死亡的“被害人”??佘的前妻出现后，一切昭然若揭。
然而，他却永远见不到他那满含怨恨、受尽折磨、被关押9个月的苦难母亲了。当年，他的母亲为寻找他无罪的证明，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和上访，却以“包庇罪”于1995年5月6日被抓入狱，被人领出来时已经气若游丝，三个多月后，即含恨而去。如果说佘祥林“故意杀人案”是佘祥林案的第一个错案，那么，其母亲的所谓“包庇案”则是这一案中的连环错案，其母亲是第二个蒙冤者。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为可能的第三个蒙冤者呼吁，那就是当年用来指证佘祥林有罪的女尸。当年，京山县公安局法医出具的鉴定书显示，其被钝器击伤后沉入水中溺水窒息而亡，那么，现在证明了该女尸不是佘祥林的前妻，这位屈死的冤魂又是谁呢？当年，警方在错误的判断下，认为她就是佘的前妻，并没有好好判别其真实身份，查找出真正的凶手，如今她恐怕要永远蒙冤了！我们还要为佘祥林案中差点成为第四个蒙冤者的魏太平感到庆幸。当年，佘祥林在警方高强度的审讯下，曾经不得不编造其伙同好友魏太平一起杀害其妻子的虚假事实，好在魏太平当时患有严重的胃病，被警方排除了。
一个错案，当事人蒙冤，家属跟着蒙冤，被害人蒙冤，其他无辜的局外人差点跟着蒙冤，而可能的真正凶手却被放纵了，这是佘祥林案出现的连环效应。这深刻地揭示了很多错案，其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绝不是仅仅让当事人蒙冤那样简单，其可能产生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往往是灾难性的，呈现一种冤枉无辜的裂变效应：当事人栽进来了，警方臆想中的“同谋”栽进来了，一切为纠正错案的人栽进来了，甚至连辩护律师有时也不能幸免，唯有真正的凶手偷着乐。
如果佘祥林案还不能让我们深刻地体现这种错案冤枉无辜的裂变效应，那我们来看看2002年发生在河北行唐县的轰动一时的“处女卖淫案”。在“锤楚之下”，唐县南翟营乡姑娘吴小玲被迫“咬出”了9位“嫖客”， 这9位蒙冤的“嫖客”因此被迫大逃亡，而且一时间，当地也是人心惶惶，因为谁也无法预料到这“嫖客”的帽子何时会戴在自己的头上。在共和国土地上，在法律的天空下，他们竟然无安身之地！
这就给我们的司法机关，给全社会提出了一个千古难题，那就是面对着疑难案件时，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是选择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坚决给予其刑事制裁？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可能因此换个思路而找到真正的罪犯，当然也许会放过了一个真正的罪犯，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根据现行法律，当以后我们掌握了其足够的证据后，我们仍然能将其绳之以法。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后者，就可能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蒙冤，并且受错案背后冤枉无辜的裂变效应的影响，还有更多的无辜公民可能蒙冤，让真正的罪犯漏网。而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由此牵连到的许多其他无辜公民失去了在不被国家机关证明有罪以前是清白的权利，他们在法律面前就没有了“安全”，其财产、健康、生命可以随时受到公权力的任意地、公然地和“合法”地剥夺，那么，下一个遭此厄运的就是你我，就是我们大家。记住，一个公民没有法律安全的社会永远要比有罪犯威胁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的社会可怕的多。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个人博客：浩瀚法网　（http://tao1991.fyfz.cn）　欢迎光临、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