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2012年8月9日海基、海协两会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以下简称《投保协议》），特将大陆台商长期关切的人身安全议题纳入，以《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具体规定了两岸相关部门应配合采取的若干措施。如与两岸之前，为保障投资对外签成之协议，无论是”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 BIA），或”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相比，不仅系独创，且可说是具有高度的两岸特色，因而广受关注。
然而，并与《投保协议》达致的《共识》，若按法律辞典，”共识”（ Consensus）原仅指”各方对同一事项在心理上的合意”（An agreement of parties to the same thing；a meeting of minds）（注1）。以排除法严格来说，《共识》既未经正式签署，并非《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两岸条例》）第4-2条第3项”就涉及行使公权力或政治议题事项所签署”之”协议”或构成协议一部的”附加议定书、附加条款、签字议定书、同意纪录、附录及其他附加文件”，也非”协议附件” （注2），亦非正式签署但不具法律拘束效力的”备忘录” （注3）。要精准掌握其法律定性，进而探讨其如何与现行法配合适用，实属不易，亦值推敲。
另查，2012年3月14日大陆通过，大幅度地修正其《刑事诉讼法》，已自2013年1月1日起实施。考《共识》的核心内容，在于限制人身自由的通报联系机制。其中诸多约定，涉及大陆刑事诉讼程序，为利落实执行，保障当地台商权益计，两者间的比较异同与衔接适用，也有必要详加检讨。
贰、《共识》的法律性质与效力位阶
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曾明确表示，《共识》系落实协议的具体措施，具有”约束效力” （注4）。但未列在《投保协议》本文，也没有经过签字程序的《共识》，其法律性质与效力为何，能否有效执行，究非无疑。
从内容看，作为《共识》核心的限制人身自由通知通报机制，最早见于《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打击犯罪协议》）第12条《人道探视》之”双方同意及时通报对方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非病死或可疑为非病死等重要讯息，并依己方规定为家属探视提供便利”。但该条文，仅为原则性、框架性的约定，实务如何执行，仍有待进一步的规范。《共识》的出台，正可提供予两岸业务主管部门，为落实上述通报机制，所应配合采取相关措施的具体依据。故与其说，《共识》系作为《投保协议》第3条《投资待遇》第2项”双方应加强投资人及相关人员在投资中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依各自规定的时限履行与人身自由相关的通知义务，完善既有通报机制”的附带合意，倒不如认为，《共识》系属于《打击犯罪协议》的一项后续补充（注5）。
惟无论是附带合意或补充协议，探究《共识》的法律性质与效力，逻辑上不得不从其所附丽之《投保协议》、《打击犯罪协议》，或其他协议的法律定位谈起---
两岸协议法律定位为何，目前双方法制，均未明确规范，各界亦看法不一，有民间协议说、部门规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说、行政协议（合同）说、国际条约说、准国际条约说、准条约或行政协议说等（注6）。
台湾方面，”大法官”释字第 329 号解释理由书中，也仅消极地认为，两岸协议非”国际书面协议”，并未积极地明示其定位与法律效力。虽然台湾方早已宣告承认大陆为对等政治实体，而无论事实或法律层面，大陆也已间接地承认了台湾独立法域与司法管辖权。但盱衡现实，于”一中”基本原则下，大陆方不可能承认两岸协议的”国际性”。为顺应当前两岸于协议签署后，各自明示或默示地，经行政部门核定，立法机关备查，或透过制定行政规则，发布司法解释等，予以落实生效的现况。拙见故以为，就法的形成过程，似可将两会各类协议，包括《共识》，于签署成立时，均先定位于”民间协议”，俟各自实践完备法制化程序后，再分别将各该协议转化定性为国内”行政命令”、”行政规章”或”司法解释（限于大陆）”，俾使双方公权力机关，得以各自遵守适从（注7）。
从而，作为两岸协议附带或补充的《共识》，对其法律性质与效力，亦应作如上相同的理解，始能对应法制，并符合大陆海协会负责人所谓”共识具约束力”之论。
参、《共识》的具体操作及与大陆《刑事诉讼法》的比较衔接
一、大陆新修正《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条文
2012年3月14日大陆全国人大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是该法自1979年制定，经 1996年修改后的第二度修正。变动幅度颇大，原条文由225条增加至290条，补充改动140多处，层面广及证据、辩护制度、侦查、强制措施、审判、执行等程序。
修改内容中，与《共识》所约定的限制人身自由通报联系有关条款，经查有三，爰胪列如下：
第73条第 2款：”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第83条第2款：”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第91条第2 款：”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
兹以《共识》已生效确定，具备法拘束效力为前提，对照上开条文，衡酌各方见解，将其在具体适用上，可能产生的争议，梳理如下：
二、《共识》的法律分析
（一）效力位阶
设若，具有刑事司法互助性质的《共识》，于大陆有如同其行政规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则在该区域内的法律效力与位阶如何？特别是与大陆现有法规，如上揭《刑事诉讼法》间，假使发生重迭或抵触时，两者间竞合适用关系如何？
依据大陆《立法法》第79条第1款，法律效力高于行政规章，固不待言。至于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查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按大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及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对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第2条与第5条则规定，“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同院发布的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据研究，无论是效力或位阶，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一般法律有异。具体适用上，其效力应劣后于一般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但因成文法的局限，该解释乃法律适用上不可少的手段，故可为立法的具体化和补充（注8）。循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并无创造法律规范的功能，其既无权对法律未规定的事项做创设性解释，也无权对法律已规定的事项做变更性解释（注9）。
如上，倘认《共识》视同于大陆行政规章或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则《共识》原应不能抵触其《刑事诉讼法》，仅有具体细化或补充该法的作用。要言之，针对同一事项，《共识》倘与大陆《刑事诉讼法》规定相重复，或大陆《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模糊不明时，依”特别规定优先于普遍规定”的法理，固可选择适用《共识》来处理。惟如特定事项，大陆《刑事诉讼法》原并无规范，此际《共识》即不应超越该法，另为独立的规定或解释。
（二）适用对象
关于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后的通知，《共识》与大陆《刑事诉讼法》均有规定。按照前述《共识》补充大陆《刑事诉讼法》的作用，关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对象，前者既有约定，系指”另一方投资人及相关人员”（实际定义参照《投保协议》第1条），从台湾方角度言，即仅限于”在大陆的台湾投资者个人及其随行家属”，以及”台湾投资企业中的台方员工及其随行家属”。准此，对非具上述身分者，例如与经贸投资无关，因一般就医、求学、观光旅游、学术专业访问等，而在大陆境内之台湾地区居民，《共识》并无适用之余地（注10）。渠等纵遭大陆公安机关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仍应按照大陆《刑事诉讼法》一般规定处理。惟可能有《打击犯罪协议》第12条：”双方同意及时通报对方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 的适用。
（三）有条件的通知
上揭大陆《刑事诉讼法》条款，设有”无法通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等，豁免公安机关通知家属义务的例外情况。针对这类向受非议，完全以实体真实发现，实现国家刑罚权为考虑，违背司法审查与改革，于人权有重大侵害（注11），甚至于被讽为”合法化强迫失踪”的条文（注12），《共识》并未约定加以排除，也未明言应予适用，以致有乐观者，基于人权保障，主张两岸签署投保协议通报机制，不管任何人涉及什么罪名被限制人身自由，都应该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注13），或径予推论台湾方面已达成要求大陆24小时无但书限制通知之目的（注14）。
但如上所述，《共识》原不得逾越大陆《刑事诉讼法》，自为扩张解释。法既无特别排除，故该法的例外不通知规定，于境内之台湾地区居民，也应一体适用（注15）。这点从对于办理危害国家安全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职权的大陆国家安全机关，《共识》并未加以纳入（注16），或媒体所引述大陆相关负责人”相信台湾投资者不会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恐怖活动犯罪”的谈话，即可间接地得到左证（注17）。
对于未能争取到”无条件”、”超国民待遇”的通知，台湾方虽强调以”双方同意将透过协议的通报机制，及家属提供讯息由我方主管机关向陆方来查证”，作为补救（注18）。大陆方也口头表示，愿意视个案情况，或响应当事者家属询问而为告知（注19）。然而大陆《刑事诉讼法》，业已规定明确，弹性空间极小。况且《打击犯罪协议》中，基于”依己方规定执行”的前提，还特别准予两岸容有依具体情事，衡酌考虑，得拒绝或暂缓相互协助的余地（第4条第3项、第6条第3项、第8条第2项、第14条第2项、第15条参照）（注20）。是以，大陆能否对台湾释放善意，例外采取超越自身法律的运作，不无疑问（注21）。
（四）“强制措施”的范围
《共识》所约定“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其涵摄范围，是否仅限于前开大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拘留、监视居住与逮捕羁押? 其他同为大陆公安机关所采取，实质上具有限制人身自由效果的措施，诸如留置盘问（注22）、行政拘留（注23）、劳动教养（注24）、行政强制执行（注25）、民事拘留等（注26），有无包括？
若单就《共识》或《打击犯罪协议》约定文字来看，所谓“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被限制人身自由”，应未局限于《刑事诉讼法》领域。惟两岸协议不得逾越法律，已如前述，在法无要求需为通知，且民事或行政性质的处分，要与打击犯罪无关，不属刑事司法互助范畴的客观条件下，大陆公安机关依据刑事以外民事或行政法规，限制台湾居民人身自由时（注27），似不必然负有协议所定通知或通报之义务。两会协商未及于此，或可说不无缺漏。
（五）通报程序与裁量
大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家属通知，实务上通常由大陆公安机关，以签发相关刑事通知书（如逮捕通知书、拘留通知书）为之。对于依据《共识》，在大陆向台湾地区当事人、家属或企业所为的通知，预料亦将比照办理。
厥有疑问的是，《共识》第三段约定 “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时，应在24小时内依法通知当事人在大陆的家属；当事人家属不在大陆的，公安机关可以通知其在大陆的投资企业”。就字面解读，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的法理，通知台湾方仅限于对采取强制措施当时，尚在大陆的家属或投资企业为之，不采取跨区通知的方式。故假设，当事人家属不在大陆，纵然在当地设有投资企业，公安机关仍可以选择不为通知（注28）。又假设，当事人家属不在大陆，在当地亦无投资企业，此际公安机关即可免除通知的义务。
但如此解读，无异扩大了大陆公安机关自由裁量权，机械性的操作结果，将导致台商当事人，依法应享有基本的家属受通知权，遭到不合理的限缩。对于既无在地家属，亦无在地投资企业，最为弱势者，甚至剥夺其关系人的知情权。实有悖建立《共识》，为”加强对两岸投资人及相关人员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保障”的原意。
或谓纵无通知家属，仍有两岸机关间通报一途。然而，对于该通报机制，大陆法制尚未明文落实，公安机关仍可能径为决定不通报。况从通报到家属知悉，也不免有一定的时间差，终不利于人身权益的及时保护。
个人以为，《共识》既仅为《刑事诉讼法》的一种补充，故如当事人家属不在大陆，或在大陆无投资企业时，此刻应该回归法律，以通知在台家属为原则，而不限于在大陆区域内为通知。更况，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第7条第3款之”人民法院需要向住所地在台湾地区的当事人送达刑事司法文书，可以通过协议确定的海峡两岸司法互助方式，请求台湾地区送达”，也可以准用或类推适用，作为跨区通知的依据。总之，只要符合法定通知要件，公安机关应即负有通知义务，不得以距离过远、作业不便或家属不在大陆、当地无投资企业等为由，拒绝通知，始符法制。
为妨止恣意、周延保障计，个人建议，除应实时修正调整《共识》约定，以释群疑外，两岸宜再协商，争取比照涉台诉讼文书送达，将通知对象扩及当事人所属的法人、机构、法人代表人、组织负责人，甚至于地方台商协会。至于通知方式，除以刑事通知书寄送为主外，亦可考虑辅以跨区的传真、电子邮件，甚至电话直接联络等（注29），以完善相关程序。
（六）保障通知权＝刑事程序权？
签署前后，台湾方不断有呼吁，《投保协议》或《共识》的人身保障涵盖事项，绝不能仅限于受拘留逮捕后的通知与通报，还应积极的包括：家属探视、官员探视、委任律师、律师在场、限制人身自由正当法律程序等（注30）。
以上立论，出发点固然良善。但揆诸《共识》，不过是法律的细化或补充，渠等所提各程序保障权利，于大陆《刑事诉讼法》与相关解释中，已规范綦详。况其于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大陆译名）后，为符合标准，针对刑事人权保障，本次修法也作了相当的改进（注31）。更况，机关通报、家属通知或探视，虽是初步的程序保障，但藉之掌握被限制自由的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案件与所受处遇，即可据以启动防御或救助。是以，《共识》及《打击犯罪协议》仅设通知、通报或探视的约定，尚无不妥。对此，1979年大陆签署加入国际《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时，本于尊重对方独立法域与法律制度、互不过度干预其执法活动的立场，也仅仅约定大陆负责单位向外国领事馆，通报其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派遣国国民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以及外国领事官员探访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亦可兹对照（注32）。
（七）所谓”国民待遇”
按台湾方说明，”台商高度关心的人身安全保障问题，本不属国际投保协议的范畴，但政府因考虑台商要求，将之纳入投保协议谈判，争取到超越港、澳、外商，比照大陆人民的”国民待遇” “（注33）。
然查，上开大陆《刑事诉讼法》第73、83、91条，原即有24小时内通知关系人之明文。比之未签署前，《共识》与《打击犯罪协议》其实是增设了通知当地企业与两岸机关间的联系通报机制。相对于大陆地区居民，面临公安机关拘留、逮捕或监视居住时，除特殊职业外，仅有家属通知一法（注34），台商待遇自属较优。
再观港、澳地区（注35），参考2001 年 1 月 1 日生效《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关于建立相互通报机制的安排》（以下简称《中港安排》）与2001年6月7日签署《内地公安机关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司关于建立相互通报机制的安排》。其中规定，虽无如《共识》定有24小时内通知之设。然而，关于通报管道、执行单位与内容范围等，上述两”安排”，却颇为缜密。例如《中港安排》，界定《通报管道》为”公安部警务合作联络官（以下简称“内地通报单位”）负责向香港警务处联络事务科通报；内地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涉及的案件，由公安部指定海关总署走私犯罪侦查局直接向香港警务处联络事务科通报”。《通报内容》为”内地通报单位根据安排，向香港通报单位通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况，包括拘留日期；涉嫌罪名；强制措施的种类；执行强制措施地点及执行机关等数据”。
相形之下，《共识》与《打击犯罪协议》第12条《人道探视》，仅概括的约定”双方将依据各自规定，对另一方投资人及相关人员，自限制人身自由时起24小时内通知。同时依据《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建立的联系机制，及时通报对方指定的业务主管部门，并且应尽量缩短通报的时间”、”双方同意及时通报对方人员被限制人身自由、非病死或可疑为非病死等重要讯息”。不但在可操作性上略逊一筹，又听任约定方单独处理，亦有欠缺明确性与强制性之嫌。
上述大陆与港、澳间的通报，属于”一国两制”下的区际性司法互助（注36），其政治立场与法律定位，对台湾而言，要与两岸协议迥异，但其中若干技术性规范，仍不无借鉴价值。
肆、《共识》的生效时期
黑龙江省委办公厅等


黑龙江省信访工作试行细则
黑龙江省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执行全国《党政机关信访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正确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是各级党政机关密切联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接受群众监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一项经常性的政治任务，是各级领导同志的一项重要职责，必须把这件大事认真办
好。
第三条 接待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执行按地区、按系统分级分工，归口办理的原则。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实事求是地恰当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

第二章 领导和机构
第四条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列入议事日程，经常研究信访工作和解决存在的问题。日常的信访工作，要由党委和政府主持常务工作的负责同志主管，其他负责同志按分管系统抓好信访工作。各级领导同志要经常阅批人民来信，接待群众来访，亲自处理重要
信访问题。
各级党委要成立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主管信访工作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负责信访工作的具体领导和解决一些重要问题。
第五条 各级党政机关要相应地建立健全信访工作机构。省、地、市、县（区）党委和政府联合设立信访办公室（即厅、局、处、科级单位）。县级以上的党政机关所属各部门和相当县一级的企事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相应的信访工作机构，或配备专、兼职信访干部。县级以下
的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和城镇、街道办事处，可配备专职或兼职的信访干部。
第六条 各级信访机构单独列入行政编制，配备足够数量的党性强，懂政策，作风正派，有一定工作能力和身体健康的干部，并要保持相对稳定。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要给予关心和照顾，吸收他们参加必要的会议，阅读有关文件。
第七条 信访部门所需业务经费，列入行政或企事业财政预算，实报实销。所需粮食，由粮食部门解决。
第八条 各级信访部门是党委和政府受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办事机构，是处理信访问题的综合部门。它的基本任务和职责是：
（一）受理本地区、本系统和上级领导机关、领导同志交办的来信来访问题。
（二）向同级党政机关的各部门和下级党政机关转办和交办信访问题，并负责督促、检查、催办，直到正确解决。
（三）对需要领导同志办的案件，要组织调查研究，提供处理依据。
（四）综合来信来访情况，研究带有普遍性、倾向性、政策性问题，及时向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
（五）协助党政领导机关检查本地区、本系统的信访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组织交流经验。
正确处理人民来信来访，是信访工作人员的光荣职责，所有信访工作人员必须遵守信访工作人员守则，切实把信访工作做好

第三章 原则和要求
第九条 处理信访问题要以事实为依据，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令为准绳。对于没有明确政策界限规定的问题，要在党的路级和有关方针、政策、原则指导下，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恰当处理。
第十条 对于群众申诉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核实，按照政策妥善处理，不留尾巴；对于群众的合理要求，凡属能够解决的，要认真地给予解决；一时难以办到的，要讲清情况，耐心说服；对于要求过高或不合理的，要过细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第十一条 对揭发、控告的问题要认真对待，查明情况，严肃处理。不得将揭发、控告的信件和材料转交或提供给有牵连的单位或个人，防止打击报复。对确属利用来信来访诽谤诬告他人者，应根据具体情节严肃处理，直至依法惩办。
第十二条 对于人民群众的建议和批评，要热情欢迎，正确、合理的要切实采纳；有重要创议的，应给予表扬和鼓励。
第十三条 对于上级机关交办和领导同志批办要查处结果的信访问题，承办单位应尽快办理，一般要在三个月内上报处理结果，到期不能上报的，要主动说明情况。
第十四条 对来信来访的正当要求，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和拖着不查、顶着不办的，要批评教育，严重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揭发、控告、申诉人打击报复和徇私枉法的，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依法处理。

第四章 分级分工归口办理
第十五条 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要严格贯彻执行按地区、按系统分级分工，归口办理的原则。根据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性质，按业务范围归口接待；根据解决问题的职权范围，分级负责处理。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
第十六条 涉及几个部门的问题，由主管部门负责组织联合办案，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几个部门意见不一致的，党委或政府领导同志要亲自出面处理；上级党政机关各部门所属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人钱物三权在上的信访问题，原则上由上级主管部门负责接待处理，同当地党政机关
处理意见不一致的问题，要会商处理；下级处理有困难的，上级要协助；上下意见不一致的，上级要充分考虑下级意见，问题决定后，要坚持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
第十七条 历史遗留问题，由原处理单位负责接待处理，所在单位密切配合；撤销单位遗留的问题，由上级主管部门负责接待处理；原单位合并的遗留问题，由合并后的单位负责接待处理。

第五章 加强县一级的信访工作
第十八条 县级党委和政府（包括相当县级单位）要切实加强对信访工作的领导，凡是县里能够解决的问题，都应积极主动地就地解决。要注意掌握信访动向，把出现的新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
第十九条 县级党政机关受理的信访问题，要坚持多办少转；对于上级交办、领导批办要处理结果的和重要的信访问题，要做到只办不转。对于大案、要案、难案，领导同志要亲自处理。
第二十条 县级党政机关要经常检查指导基层的信访工作，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把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要教育党员、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改善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减少新的上访因素。
第二十一条 上级机关要关心和支持县级党政机关的工作，对他们处理的问题凡属正确的，应予以支持，在工作上给予热情指导。

第六章 基本工作程序
第二十二条 处理信访问题，要建立健全完整的工作制度。对来信要认真地审阅，对来访要详细地接谈，搞好登记，记清时间、姓名、单位、事由、要求、处理经过和结论，以及经办人和处理意见。拆阅来信要注意保持原信封和邮票的完整，附有贵重物品和票证的要妥善保管和处理，
防止差错。
第二十三条 按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区别情况，分类处理：
（一）属于严重打击报复，揭发、控告严重违法乱纪行为，重要申诉，顶着不办和其它重要问题，作为要案报请有关领导同志批示后进行处理。
（二）属于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领导同志批办的和需查查处的问题，要立案处理。向有关部门交办查处的，要进行督促催办。
（三）来信来访反映的需要有关部门处理的问题，按分级分工，归口办理的原则，转交或介绍有关部门、单位处理。
（四）属于询问政策和按政策规定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要认真宣传政策，耐心讲清道理，直接答复本人。
（五）属于反动信件和言论，要及时报请有关领导同志批示，转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二十四条 凡是办理的案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检验。
（一）上级交办、领导批办和自行办理的案件，要定办案领导、定办案人员、定结案时间，一包到底。
（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要查清事实真象和情节，要有证言、证据，切忌偏听偏信和主观臆断。
（三）要把调查掌握的全面材料加以综合分析，区别真伪，弄清事实本质，分清是非，做出正确结论，提出恰当处理意见，经承办单位组织批准后，要与来信来访本人见面，征求意见。形成决定后，要责成有关部门、单位限期落实。
（四）案件查处后，要写出结案报告，上报领导机关或交办案件部门审查。结案报告内容应有上访人提出的问题要求，调查核实情况，结论和处理意见，并要有上访人签字或谈话记录。交办部门接到结案报告后，要及时审查。如有不同意见，要提出具体问题和要求，交承办单位或其上
级部门复议或复查。承办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置之不理。
（五）结案后上访人仍不服的问题，承办单位或其上级部门要认真听取本人申诉，确有道理的，要进行复查或复议；无正当理由的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不要矛盾上交。
第二十五条 凡属来信来访及处理过程中的有关材料、记录、领导批示和文件等，要整理立卷归档，要按文书档案管理，加强保密，严防遗失和损坏。

第七章 维护上访秩序
第二十六条 信访部门要设立相应的候访接待室，使来访群众有等候接谈的场所。候访室要备有桌凳、开水、报纸，室内保持清洁卫生。
第二十七条 要向来访群众进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和法制的教育，要求他们遵纪守法，如实反映情况，不得弄虚作假，不许诬陷他人，不准纠缠、取闹。
第二十八条 对于集体来访群众，要耐心进行劝解，让其推选出二、三名代表反映问题，其余人员返回工作、生产岗位。
第二十九条 对酗酒和理智不清的来访人不予接待；对麻疯病和有严重传染病者，立即通知卫生部门和所在单位或居住地政府妥善处理；对精神病患者，通知所在单位或居住地政府派人领回，严加看管；对无理纠缠、取闹，妨碍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的上访人员，要进行批评
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交公安机关收容遣送、拘留或劳动教养；对冲击党政机关、打骂国家工作人员，破坏国家财产，煽动闹事，以及借上访名义，进行违法活动的人要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被收容遣送回当地人员，当地政府和有关单位要做好接收、管理和安置工作。
第三十条 来访群众的食宿、急病治疗、返程等费用，原则上自理。确有困难的可酌情照顾或借给。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适用于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信访工作，并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工作制度。
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自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起试行，要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如有与上级规定发生抵触的条款，按上级规定办。




1982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