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观点、缺憾的论证

——评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

李龙* 黄锫**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该论点所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文中三个论据——“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

关键词：法治 穷国无法治 愚昧无法治 乱世无法治




法治（依法治国）[1]当为时下法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主要是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制度秩序的渴求以及中国法学界同仁对这种渴求的回应而发生。回应中因人而异必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心态，其中有些情绪不免激进偏颇。《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刊发了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以下简称“郝文”），文中对在回应声中存在的急躁情绪进行了分析和批驳。该文以三个决然性结论——“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为大前提，以我国的经济水平、文化素质和社会稳定状况三个方面的欠缺为小前提，并辅以大量的量化实证数据，推断出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应当渐进的结论。单从其论点看来，其内涵应说是无可厚非，正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中国法治进程的确不能一口气吃成胖子，不能翻演经济“大跃进”的闹剧。然而，玉亦有瑕疵，郝文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文中论点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且论证的三个大前提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以下本文将就郝文中所存在的一些缺憾以及中国法治的渐进性问题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

讨论“法治”相关命题必须明确的一个前设是：什么是“法治”？这一前设的明确是讨论的基础，否则之后的论述就会如空中楼阁，水中浮萍，失去了对象所指，也失去了讨论的意义所在。

郝文在切入论证之前并没有集中笔力明确界定中国依法治国的具体所指，而只是从正文中零碎的提及：如在文章第（一）部分开头说道：“法律不同于道德的一大特点，就是前者的实现比后者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本。因此，极言之，穷国无法治”。从前后的逻辑关系看来，郝文此处将“法治”视为“法律的实现”，这就类似于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所认为的：“法治原则并不保证政府统治之下的个人的自由，亦即创造法律与应用法律这两种职能之间的关系；它的目的是使后者与前者相一致。”[2]因此似可将其归属于实证主义法学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形式主义法治。然而，在郝文第（三）部分写到“极而言之，乱世无法治（无正常的，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法治）……”。推敲看来，这里认为“正常的法治”是以“保障人权”为核心的，这又可以归纳到自然法学性质的法治观点，偏向于实质主义法治。在同一文章中前后跳跃式出现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趋向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相互排斥的法治概念，这不能不说会对论证的逻辑连贯性产生负面的影响。特别在我国目前转轨时期，法治建设刚刚开始步入轨道，千头万绪纠织在其中，“依法治国”虽然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被确立，但实际上对于具体的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发展的方向还没有完全的清晰和明确。因此，在具体论述中国的“依法治国”是否渐进时，如果没有对这个概念本身的事先明确，那么是否会陷入一种喃喃自语的尴尬处境呢？

进一步说，对于法治含义理解的不同甚至会导致对论证意义的摧毁。比如，在王人博的研究中，发现其实中国古代法家的思想已经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标准了[3]，夏勇的研究也发现法家的法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英国实证主义法学家拉兹（J.Raz）的法治观点有相似之处[4]，高鸿钧则将古中国秦朝在法家思想影响下建立的法律秩序称为“非民主的实质法治”[5]，认为“在非民主体制下，虽然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威，但是，只要这些权威的意志通过法律予以确认和推行，这种秩序便是法治”[6]。那么，如果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法治，法家的法制也是“依法治国”可能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当然不是我们所愿。此外，德裔法学家弗里德曼还认为“法治”是指：“‘公共秩序的存在’。它的意思是通过法律指挥的各种工具和渠道而运行的有组织的政府。在这一意义上，所有现代社会，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都处在法治之下。”[7]按照这种理解，那我国的法治水平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并且一直以来都是法治国家，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谈论建设法治的进程到底应该是渐进的还是一步登天诸如此类问题了，因为这样理解法治的话我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法治国家了——这显然是荒谬的。对于中国法治建设中隐含的这种歧途是比较容易明了的，此处提及仅仅是为了强调确定论证概念的含义对于论证的重要性。

法治概念泊来自西邦，稍细查之，它在其本源处也是支流纵横、交错密布的：从具体制度形态角度粗略划分大致就有英国的“法律之治”（rule of law）和德国的“法治国”(Rechtsstaat)两大类型[8]，如果具体到各个国家考察又会发现相互之间的制度设置琳琅满目，不一而足；从学术观点角度粗略考察大致就有“形式主义法治观”、“实质主义法治观”和“统和与超越法治观”三种类型[9]，在每一种类型中更可发现各帮各派观点林林总总，层出不穷。更有甚者，同个学术派别之内，具体到某个特定的学者，其关于法治究竟指什么的认识也会有前后承转变化之处[10]。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初显始于清末[11]，后为战争与革命阻，曲进在新中国初，断档于文革，复苏自拨乱反正，起步发展至今，这一曲折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古国接受异质外来文化的痛苦与挣扎，在这种痛苦与挣扎中，法治之中的异质基因被本土基因所吸收，本土基因由于法治的引入得到改造，双方在矛盾、磨砺中不断发生发展变化，形成“我不是原来的我，你也不是原来的你”以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混沌局面。在此情形下，关于法治是什么？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就成为最错综的疑问之一，上世纪末20年内发生的两次有关“人治与法治”的大讨论都与这个问题紧密关联[12]。然而，观点学说以及实践的差异不能成为具体论证法治相关问题时缺失“法治指什么”这一论证前设的借口，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对法治理解的多样性，才更有理由必须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明确立足点所在，避免在论证过程中打迷踪拳，令人摸不着头脑。

那么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法治含义范围内讨论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我们认为，简单的定义，法治是一种的理想社会秩序。具而言之：

第一：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以“法律”[13]作为形成、维持、恢复秩序的主要手段。秩序是人类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生活方式，可以分为自然演进形成的和人为建构形成的两种主要方式。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秩序是以“法律”作为形成的主要手段，其他与法治并列的秩序选择包括以超自然神灵的权威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神治”，以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一人或数人的意志和行为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人治”，以血缘社会中自然形成的不成文的道德规范作为形成秩序主要手段的“德治”。

第二：在这种理想秩序中，即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从、特别是权力的服从。所谓“普遍遵从”包括了权利义务拥有者的遵从，也包括了权力职责拥有者的遵从。其中后者尤其显得重要，富勒（L.Fuller）法治八原则中最后一条原则：“官方行动和法律的一致性”，也就是同一性（congruence）指的正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在法治八原则中，这一原则是最复杂而且也是最关键的，指出“法治的实质必然是：在对公民发生作用时（如将他投入监牢或宣布他主张有产权的证件无效），政府应忠实地运用曾宣布是应由公民遵守并决定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则。如果法治不是指这个意思，那就什么意思也没有。”[14]拉兹（J.Raz）则认为虽然广义上的法治指一切人都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的统治。但是按照政治法律理论，法治应仅指政府应该由法律来统治并服从法律[15]，可见他对权力职责拥有者守法之于法治的重要意义的重视。

第三：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人们所遵从的法律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何谓“制定良好”，也就是法律是否“制定良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形式法治论与实质法治论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争论的焦点之一。形式法治论一般认为判断良好法律的标准在于制定法本身。如富勒（L.Fuller）所主张的法治八原则：法应具有一般性；法应公布；法不应溯及即往；法应明确；法不应自相矛盾；法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之事；法应稳定；官方的行为应于宣布的法律保持一致。其中前七条原则都是限于对法律本身性质的考察，富勒本人也承认他所说的法治原则主要是指法律的“内在道德”[16]，也可以称之为“程序自然法”，而不是“实体自然法”，“实体自然法”指的就是实在法之外的包含公平、正义、民众的认同等内容的实质性价值标准[17]。实质法治论是作为弥补形式法治论的缺陷而出现的，它认为除了根据法律本身的属性来判断法律的优劣之外，还必须引入法律之外的判断标准，比如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标准。如1956年《德里宣言》（Declaration of Delhi）在继承1955年《雅典决议》（Act of Athens）所提出的“能动的法治概念”的基础上[18]，认为“在自由社会里”，法治“不仅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条件。”[19]应如何在这两种观点中进行取舍呢？我们认为，法律是否“制定良好”的判断标准应有两个层次：

层次一：制定的法律首先必须符合明确、稳定、公开、可行、不溯及即往、不自相矛盾六个形式品格。这六个法律的形式品格是法律可行性的前提。

层次二：制定的法律本身的合法性来源于它的合宪性，也就是符合宪法的规定（实体的和程序的），在这个意义上，宪治是法治的最高形态，因此，违宪审查机制建立和健全作为实现“法之合法性”的必备要件由为显的必要。值得强调的是，在此并没有引入法律之外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这是因为考虑到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倾向使得价值的普遍认同难度加大，即使有一种词语表述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但对于其中具体含义的理解也仍然是多纬度的。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应该如何保证宪法的“合法性”呢？这就必须引入“民主”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民主制度下（选举制度，多数表决制度，尊重少数意见原则，最广泛的社会利益团体的互动）产生的宪法才能获得其“合法性”。换句话说，民主为宪法（进而为法治）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20]。

第四：在这种理想的秩序中，还必须存在着健全的法律执行机构和司法判断机制。法律执行机构的任务是按照规定的程序执行法律，其中不可避免存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通过正当程序要件加以控制。司法判断机制是在两造对抗的情形下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是非断定，无论是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还是不平等主体间的纠纷，任何利益受影响者都应有途径通过司法审查的途径加以解决，并且这种途径是能够尽量的省时省费。由于司法判断的结论往往会不利于其中一方，影响其利益的存在状态，因此判断者以中立的地位、不偏不倚的姿态作出判断是吸收失利一方不满情绪的主要形式。这种中立地位既表现在法院外部的独立地位和姿态上，也表现在法院内部法官个人判断作出的自主程度之上，由此司法独立就成为健全司法判断机制的主要标志。同时还应通过培养健全成熟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作为辅助司法活动以及纠正司法偏差的重要力量[2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秩序是“理想的”。“理想的”表述说明对“法治”的择优而录，也就是说在多种秩序选择中意识到“法治”之优或是意识到其“害”之轻，这为我们的实践追求提供了必要性的前提。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代表拉兹（J.Raz）将“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一种重要品德[22]，新自然法学派代表菲尼斯（John Finnis）将法治视为使法律制度在法律上处于的“良好状态”[23]都与此层意思曲径相通。称其为“理想的”还说明“法治”在现实中尚未实现或者并未完全实现，这为理论构建提供了可能性的前提，也为讨论实现过程的渐进或跃进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在这一层意义上，拉兹所持的完全符合“法治”之不可能性观点[24]以及富勒（L.Fuller）所认为的由于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然与“法治”部分相符的观点[25]都可以在这一表述中得到体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一种理想的完美的秩序，根据以上几个标准，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法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绝对完全的符合上述法治秩序的标准。因此，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的接近它，并且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法治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使这个“度”向上行而不是相反。

二

（一）关于“穷国无法治”

郝文认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说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极而言之，穷国无法治”，同时举出了较为详实的资料证明我国以人均GDP计算来看，尚处在全部五个档次中倒数第二的位置。同时，郝文还认为地方法治水平的高低主要依赖地方财政的支持，而我国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大，随之法治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会导致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要慢慢来，并且还具体说明实现的时间在2090年或2090年之后。此外，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要比法治现代化的实现容易，法治现代化的实现还要受制于本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战略，协调各方的关系是史无前例是课程，需要慢慢探索，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是独特的，渐进的。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９７号）


　　《湖北省非国有矿山企业矿产储量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８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发布施行。

　　　　　　　　　　　　　　　　　　　　　　　　　　　　　　省长　蒋祝平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湖北省非国有矿山企业矿产储量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非国有矿山企业的矿产储量管理工作，合理利用矿产资源，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非国有矿山企业，是指国有矿山企业以外的所有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
第三条 在本省境内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非国有矿山企业，以及从事非国有矿山企业储量勘查、管理工作的单位和部门，均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湖北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非国有矿山企业矿产储量管理工作；湖北省矿产储量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储委）负责审批全省非国有矿山企业矿产储量勘查报告（以下简称勘查报告）、储量报销、矿床工业指标等工作；省储委办公室具体负责审查全省非国有矿山企业勘
查报告、储量报销和矿床工业指标等工作。
地区（含市、州、直管市，下同）、县（含县级市，下同）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或本级政府指定的地质矿产管理机构（以下简称地质矿产管理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国有矿山企业矿产储量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矿山行业主管部门应结合本部门职责，协助同级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做好非国有矿山企业的矿产储量管理工作。
第六条 非国有矿山企业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地测技术人员，负责本企业的矿产储量管理工作。暂不具备条件的，可委托其他单位或个人负责本企业的矿产储量管理工作。

第二章 勘查报告和工业指标的审批
第七条 兴办非国有矿山企业，必须事先向地质矿产管理机构提交勘查报告。勘查报告经审查批准，方能作为矿山设计的依据。勘查报告未经批准的，有关部门不得办理相应的手续。
第八条 勘查报告的审批权限，按下列规定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大、中、小型矿床和“三资”小矿的勘查报告，由省储委或储委委托的地区地质矿产管理机构负责审批；
（二）“三资”小矿以外的其他小矿的勘查报告，由地区地质矿产管理机构负责审批。有条件的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经地区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委托，也可审批本行政区域内的小矿勘查报告；
（三）个体采矿、季节性开采的勘查报告，由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负责审批。
第九条 地区、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每年审批勘查报告的计划，应在上年度报省储委，省储委应在当年三月底以前下达勘查报告审批计划任务书。地区、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的勘查报告审批计划发生变动的，应及时上报省储委，省储委据此调整和重新下达审批计划。
第十条 省储委办公室对大、中型矿床勘查报告，应在四个月内批复，小型矿产勘查报告应在二个月内批复，小矿勘查报告应在一个月内批复。
地区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对由其负责审批的勘查报告，应在二个月内批复；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对由其审批的勘查报告，应在一个月内批复。
第十一条 由省储委批准的勘查报告，对申报单位发审批决议书或审批意见书；由地区、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批准的勘查报告，对申报单位发审批意见或审查意见书，同时报省储委备案。
第十二条 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必须依法取得勘查资格。对没有合法资格的单位提交的勘查报告，省储委或地区、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不得受理。
第十三条 审批大、中型矿床的勘查报告，原则上执行国家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质量标准或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制定的规范。审批小型矿床勘查报告，可参照《湖北省小矿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及报告编写要求》（以下简称《小矿工作要求》）执行。审批小矿勘查报告，执行省储委制定的
技术规范。审批个体采矿、季节性开采的勘查报告，可参照《小矿工作要求》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大、中、小型矿床储量计算的工业指标，由勘查单位会同矿山企业向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建议书，省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经论证同意后，向省储委提交推荐书，尔后由省储委审批下达。
小矿矿床储量计算的工业指标，可由勘查单位会同矿山企业提出矿床工业指标建议书，报省储委办公室或地区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下达。地区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下达的矿床工业指标，应报省储委备案。
使用黄金地质勘探资金的矿山，矿床工业指标由黄金管理部门审批下达。
对违背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规章或技术规范的工业指标，省储委有权否决，并要求重新制定。
第十五条 矿床工业指标经审批下达后，方能作为圈定矿体、计算储量的依据。矿山在开采中，由于技术经济条件等原因需改变原矿床工业指标时，由矿山企业提出资料和修正矿床工业指标的建议，按原工业指标的批准程序重新报批。
第十六条 由于工业指标改变或其它原因引起矿山企业矿产储量重大变化的，需重新编制勘查报告，经矿山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原勘查报告的审批部门重新审批下达。

第三章 矿产储量的利用、统计及其他
第十七条 勘查报告经批准后，非国有矿山企业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矿产储量登记手续。获准登记的矿产储量，即为占用该矿产储量的依据。
非国有矿山企业应该充分利用依法占用的矿产储量，不得随意弃采和浪费。
第十八条 非国有矿山企业因合并、分离等原因变更矿产储量的，必须由原批准开办该矿山企业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审查同意后，方能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非国有矿山企业因闭坑或资源、技术等原因需终止（或暂时终止）采矿活动的，必须对其所占用的储量进行结算，储量结算报告经矿山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原勘查报告审批部门审批。
闭坑储量报告经批准后，方能作为矿山停采或闭坑的依据。
闭坑储量报告编写要求，按省储委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非国有矿山企业应按年度向地区、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报送开采量、损失量、保有储量等统计资料，并抄报同级矿山行业主管部门。
地区、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应于每年年终将矿产储量统计资料汇总后报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非国有矿山企业应综合利用与主矿产伴（共）生的有益组份。若受技术经济条件限制，不能综合利用的，应经原勘查报告审批部门会同同级矿山行业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核销有益组分储量。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认真执行本办法，在矿产储量勘查、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地质矿产管理机构或矿山行业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十三条 勘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采矿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令其补办手续。拒不执行的，地区、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令其停止开采，没收其采出的矿产品和非法所得。
第二十四条 勘查报告未经批准，设计单位擅自进行矿山设计的，地质矿产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设计，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可对设计单位和设计委托单位分别处以设计费用30％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在矿山设计、生产中擅自提高工业指标，造成矿产储量严重损失的，以及虚报、瞒报、拒报矿产储量的，由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依照国家和省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罚没收入的处理，按《湖北省罚没收入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非国有矿山企业储量管理工作中以权谋私、玩忽职守、贪污受贿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水气矿产开采企业的矿产储量管理工作，按国家及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开采乙类矿产（指普通建筑用的砂、石、粘土）的非国有矿山企业，有必要提交勘查报告或有关资料的，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可委托县地质矿产管理机构参照本办法进行管理。但属零星小规模、季节性开采和个人自用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非国有矿山企业类别，由省储委会同有关矿山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国家的技术规范确定。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应用中的问题，由省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