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刑事案件的调查与思考

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吴莹

农业人口、农业面积在我国一直居于首位，故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否，关系到我国整个社会的安定。多年来，农村刑事案件所占比重持续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也直接影响着社会治安。现今，农村的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盗窃案件搅得人心惶惶,故意伤害、抢劫、强奸等案件的发生,使广大人民群众对自身的人身权产生很大担忧,黄、赌、毒案件向农村社会渗延,使纯朴乡风遭以破坏,这些案件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因此，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刑事案件时,应立足于审判必须服务于、服从于社会稳定这个大局,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时、有效、依法惩罚犯罪,这样,才能维护农村自身的稳定与发展,亦可推动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长期以来,我市农村刑事案件历来超过半数以上。我院2007 年刑事案件共结案93 件109 人。在判决的 96 名罪犯中，农民罪犯 41 人,占全部人犯的42.7 %，所触犯罪名有盗窃，抢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强奸以及放火等,从对案件的收结、审理及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我市农村刑事犯罪案件呈下列一些特点：
1、以盗窃罪为主的侵犯财产型犯罪一直是农村刑事案件的主要犯罪形式，且数量居高不下。在侵财型犯罪中，罪犯的目标不定，只要有用的，均顺手捻来，大偷金银首饰、家用电器、通讯、交通工具等高档生活品及生产、电力设备、现金等，小偷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甚至一袋盐、一包挂面都不放过，尤其在春节前后，更是盗窃案件发案的高峰期。
2、农村伤害案件，甚而是恶性案件的发生，多源于邻里琐事或几句玩笑话，但在发生纠纷时，由于当事人双方不够冷静，有的顾于面子，互不相让，酿出苦果。2007年我院审结的伤害等暴力犯罪中，大部分是基于此原因引起的。这对如何在农村中正确处理邻里纠纷，防止矛盾激化，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广泛关注的问题。
3、农村刑事案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 在东北，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所限,农业生产有农闲、农忙之分。在农闲时,违法犯罪案件明显高于农忙时节,特别是春节前这一特定阶段财产型犯罪较多，犯罪分子趁年关大家警惕性不高，手中较为宽裕而放手大捞一笔。夏季,由于天气炎热，农村的一些设施还不完善，农户们只有以开门、开窗纳凉,一些妇女疏于防范,从而使一些强奸犯罪分子有一些可乘之机。
4、从前农民犯罪的盲目性较大,但近年来，有组织、有预谋的犯罪开始呈抬头趋势。农村刑事案件多盲目性,盗窃案件往往多为临时起意或顺手牵羊的犯罪分子,前面提到的暴力型犯罪案件也多有此种因素存在，犯罪分子在冲动之下，情绪失控，导致犯罪。但在2007年的刑事案件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组织的预谋犯罪行为如抢劫、敲诈勒索等犯罪也时有发生。
5、被告人素质较低。农村人群文化素质低，对待文化知识的学习和认识不够，再加之农村地区是法律宣传的薄弱之处，故该地区的法盲高于其它领域。
6、未成年人犯罪增多。由于农村中教育未跟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意识淡薄，有相当一部分人读完小学就辍学,造成农村中青少年文化素质偏低。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他们思想尚不成熟,心理、情绪、情感尚不稳定,社会经验少,易受诱惑。在此特定阶段,如果其所处的环境中有不良或不健康因素的影响,则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近年来，随着进城打工的人群数量不断上升，留守儿童的增多，由于孩子年龄尚小,自已缺乏足够的认知和辩识能力,家长疏于管教,自已又无正当职业就游手好闲,结交一些不良朋友,一旦经人引诱,容易引发犯罪。
综合上述特点，笔者认为在审理农村刑事案件时,应注意处理好下列几个问题:
1、掌握原则，公正执法。我国刑法量刑跨度大、伸缩性强、标准不一,刑法条款规定的仅是一个框框,审判人员在具体适用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定罪处刑就必须依据所犯罪行的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法定及酌定从重从轻情节正确量刑,不能看人下菜碟，要使农村犯罪分子能得到公正处理,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罪刑相适应等法律原则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2、做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正确适用法律,审理好农村刑事案件,达到好的法律效果是一个方面,另外,注重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既打击了犯罪,又缓和了犯罪引起的各种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农村稳定,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样,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统一,从而使农村社会稳定得以实现。当前,对农村中一批恶势力,主观犯罪故意深的犯罪分子应从严打击,起到震慑作用,对于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初犯、偶犯,可考虑酌情从轻处理,做到宽严相济,同时,也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
3、为农村被告人聘请律师参加诉讼。农村被告人不少因家庭困难,想请却无力聘请律师为其辩护。自己因为文化、法律知识等的匮乏，对自己的犯罪又不能很好、很正确的表达清楚。针对以上情况,法院可依据刑诉法第三十四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相关规定，为农村被告人聘请律师参加诉讼。这样,可以充分保护农村被告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体现法律的公平。
4、加强法制宣传工作，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正常发展。我们在审理农村刑事案件时,应适时适地做好法律宣传工作,送法下乡。利用农闲时机召开法律知识讲座,到农村公开开庭,通过村级广播介绍一些法律常识或以案说法。这样,可通过舆论宣传,对广大农村群众进行法律教育,使广大群众对自己的每一种行为进行审视,从而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检点自己的行为,不逾越法律规定;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使法律宣传更形象化,使一部分不明真相、不了解案件实情、不熟悉法律的被告人家属及广大农村群众了解案件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了解裁判的公正。也有助于法律的公开透明化。
5、正确适用财产刑。农村刑事犯罪中,侵财型犯罪一直以来占多数,故财产刑在农村刑事案件中的适用也很广泛。判处财产刑,体现了对一些侵财型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不仅使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且其在经济上也受到相应的处罚,同时对一些犯罪较轻的犯罪分子适用较轻的刑罚,可通过单处财产刑或缓刑的刑罚方式,免除其自由刑或者予以监外执行。不能因为农村经济条件的限制，简单的不调或者不多判，应严格依照《刑法》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在刑法规定的幅度内确定财产刑的具体数额。但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地降低自由刑的刑罚量,或者对于那些被告人没有执行财产刑能力的或有能力而拒不交纳的,也可提高自由刑的刑罚量。对一些犯罪较轻,被告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案件,可以考虑单处罚金。
6、让法律知识深埋农村青少年心中。对农村青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仅仅在庭审中教育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将维权工作向前、向后延伸,从而达到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目的，做到将法律这棵树深植在他们的心中。另外,法院还可以跟农村中小学校共同建立青少年维权岗,开设法制课,观摩庭,进行法制教育,防患于未然。
总之，随着当前农村刑事犯罪案件数量的提高，犯罪形式的增多，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做为一名审判人员，我们更应该动态的掌握这类案件的实际情况，履行自己的职责，抓好这方面的审判工作。真正做到审判公平，保一方平安。
　　　　


　　近期，我国33个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危害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及出行安全。引发雾霾天气的直接原因是大气中的可入肺颗粒物（PM10和PM2.5）含量严重超标。其中，PM2.5的含量相对较高，属主要诱因。2013年1月12日北京17个PM值监测子站的PM2.5监测结果超过500微克／立方米，属六级严重污染。当然，造成大气中PM值超标的原因很多，不仅与化石能源使用、气温回升、风速变缓、城市布局等因素相关，而且也与发展理念、环保技术、法律政策等密切相关。其中，借助于立法完善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可入肺颗粒物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在工业化进程中，英美等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大气污染现象。这些国家主动应对，积极探索，颁布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相关立法，大气环境质量逐步得以改善。伦敦大雾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积极采取立法应对，如1954年伦敦市通过了治理污染的特别法案，再如1956年英国通过的《清洁空气法案》。依据相关立法，伦敦市采取了关闭市内发电厂、强制提高烟囱高度、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强污染处罚力度等措施，大雾天气在短期内得以有效治理。美国早在1997年就提出对PM2.5进行监测，并把其纳入强制性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有效的减少了可入肺颗粒物的排放量。此外，美国治理二氧化硫排放的经验，也可供我国借鉴。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确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并通过修订《清洁空气法案》的方式将排放权交易机制上升到法律层面，借助于排放权交易机制及其他相关机制，30年（1970年-2000年）减排了约47.6%的二氧化硫。

　　在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是最重要的大气环境治理立法。依据该法，环保部门加强了对大气污染排放的监督和管理，确立了大气污染物排放申报、排污收费、总量控制、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等相关制度。1996年修订通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将PM10纳入标准体系，2012年修订通过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则进一步把PM2.5纳入环境标准体系。将可入肺颗粒物纳入强制性的环境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政策制定的巨大进步。然而，受制于立法理念、立法技术等原因，防治可入肺颗粒物的相关立法却存在着立法目的偏失、监督管理体系混乱、调控手段不健全等问题，立法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需要尽快加以完善。本文对应对雾霾天气的相关立法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第一，调整立法目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把 “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目的。其实，立法目的二元论，即《大气污染防治法》既要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不能不说两者存在着冲突，在立法实施过程中，很难在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往往后一个目的会占据优势，导致法律实施效果较差。为了克服这种情况，应以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观为指导，修改相关法律的立法目的，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中，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关系时，摒弃传统环境立法所强调的协调发展理念，确立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法律地位，突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如果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发生冲突，应当以生态利益为重，使经济建设在环境质量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第二，明确监管职责。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我国对包括可入肺颗粒物在内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制采取了环境保护部门主管，其他相关部门分管的模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大气污染物排放实施统一的监督管理，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渔业管理等部门则根据各自的职责对机动车船污染大气实施监督管理。其中，我国围绕着环保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所制定的相关配套性立法较多（如《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两者的大气环境监督管理职责较为明确。与之相比，关于交通、铁道、渔业等其他部门的相关配套性立法却严重缺失，这些机构的大气环境监督管理职责还较为抽象。由于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具有环境保护职能的部门都属于县级或以上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行政级别往往相同，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立法对相关部门的环保职责规定不清，往往会引发有利则争、无利则相互推诿的现象，管理体制弊病较多。建议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确立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的领导地位，并明晰交通、铁道、渔业等部门在相关领域的具体职责，使得相关部门在处理像雾霾天气这样的大气污染事件时能够各司其职，快速应对。

　　第三，完善相关措施。为了及时有效治理雾霾天气，相关法律措施需要尽快加以完善。一方面，创设新措施。可考虑将区域联合控制法定化，突破环境治理的地域限制，在PM值较高的华北、华东、华中等重点区域率先实施区域联合控制，在核算区域生态环境容量的基础上，以区域内的产业布局、能源构成、气候规律等特点为据，合理分配减排任务，统一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此外，还可以考虑将排放权交易机制引入到可入肺颗粒物的防治领域，用这一基于数量控制的市场机制，激励企业改进治理技术、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逐步削减可入肺颗粒物的排放量。另一方面，改进相关措施。可考虑将总量控制的调控对象扩大到可入肺颗粒物、调控范围从“两控区”及尚未达到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区域扩展到全国区域、调控依据从目标总量尽快转变为容量总量；提高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从源头控制可入肺颗粒物排放；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内化可入肺颗粒物排放的外部成本；加强对可入肺颗粒物超标排放的处罚力度，增加违法排放的成本；完善PM值监测标准，使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相统一；拓宽大气环境质量信息公开的渠道及范围，加强社会监督等。

　　（作者单位：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 WTO与法律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