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昆 明 市 殡 葬 管 理 条 例



　　（1999年9月23日昆明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9年12月28日云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2009年12月15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2010年3月26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25号)

　　《昆明市殡葬管理条例》于2009年12月15日昆明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0年3月26日云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昆明市人大常委会

　　2010年4月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殡葬管理和服务，推进殡葬改革，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云南省殡葬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

　　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愿意实行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

　　华侨或者港、澳、台同胞及外国人的殡葬事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条 殡葬管理的原则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化，改革土葬，禁止乱埋乱葬；节约殡葬用地，保护耕地、林地；推行移风易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殡葬工作的领导，制定本行政区域殡葬改革发展规划，纳入城乡规划，保障对殡葬事业的财政投入。

　　第五条 市、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殡葬管理工作，其所属的殡葬管理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工作。公安、工商、卫生、规划、国土、城管、林业、环保、民族、宗教、建设、交通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城市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做好本辖区内的殡葬管理工作。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做好殡葬改革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二章 丧葬管理

　　第六条 城市、镇规划区为实行火化的区域，其他实行火化的区域由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殡葬改革发展规划划定和调整，并按法定程序报批。

　　第七条 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区域外为土葬区；愿意实行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

　　第八条 火化区的居民和土葬区的非农村居民死亡后，应当实行火化。在火化区死亡的外地公民，就近火化。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公民除外。

　　在实行火化的地区，禁止遗体土葬或者将应当火化的遗体运送到允许土葬的地区土葬。

　　特殊情况需要将遗体运往异地的，应当经遗体所在地的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审批。

　　第九条 建有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地区，遗体应当安葬在公墓内。

　　未建有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地区，遗体应当安葬在乡（镇）人民政府指定的区域。

　　遗体安葬提倡深埋，不留坟头。

　　第十条 火化遗体应当提供公安机关或者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非正常死亡或者无主遗体应当凭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

　　第十一条 遗体应当在7日内火化，腐烂遗体立即火化。需要延期火化的，应当经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司法机关批准。

　　患传染病死亡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实行火化。

　　第十二条 遗体处理的有关费用由申请单位或者个人承担。无名、无主遗体的DNA检材提取、火化等处理费用，由发现地的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承担，从社会救济费中支出。

　　第十三条 遗体火化后，提倡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

　　鼓励公民捐献遗体供科研、教学使用。

　　第十四条 职工死亡后，由其所在单位凭下列材料之一按规定发放丧葬费、抚恤费和遗属定期生活困难补助费：

　　（一）殡仪馆出具的火化证明；

　　（二）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公民的死亡证明；

　　（三）接受捐献遗体的科研、教学单位出具的证明。

　　第十五条 设立太平间的医院，应当建立遗体存放登记制度。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加强对医院太平间遗体存放登记工作的监督管理。

　　未设立太平间的医院，由医院督促丧属或者单位及时联系殡仪馆将遗体运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从医院将遗体运出进行土葬。

　　第十六条 生产、销售丧葬用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禁止在火化区生产、销售棺木、土葬墓碑。

　　第十七条 在丧事和祭祀活动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不得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影响环境卫生、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禁止在街道、公路、广场等公共场所停放遗体、搭设灵棚、游丧以及焚烧、抛撒冥币、纸钱等行为。

　　在坟山墓地进行祭祀活动不得使用明火。在殡仪馆、骨灰寄存场所、公墓使用明火的，管理者应当指定地点，加强管理，防止火灾。

　　第十八条 殡仪馆应当提供遗体运送、冷藏、火化保障性服务。

　　其他殡仪服务单位可以从事除前款规定以外的经营性殡仪活动。非殡仪服务单位不得从事经营性殡仪活动。

　　殡仪馆应当及时对殡仪专用车辆和用具进行消毒处理。对运送生前患有甲类传染病或者乙类传染病中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传染病遗体的车辆，应当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消毒处理，确保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殡仪馆应当建立遗体火化档案，依法予以保存。

　　在殡仪服务活动中，不得损坏、灭失遗体或者骨灰。

　　无主遗体的骨灰90日内无人认领的，由殡仪馆掩埋处理。

　　第十九条 殡仪馆提供遗体运送、冷藏、火化保障性服务，应当按照省、市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标准收费。

　　殡仪服务单位不得强迫丧属接受丧葬服务。

　　殡仪服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不得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或者收受财物。

　　丧属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殡葬管理机构投诉，受理投诉的机构应当在10日内给予答复。

　　

　　第三章 墓地管理

　　第二十条 建立经营性公墓，由建墓单位向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本级人民政府和市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报省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营性公墓的经营单位提取的公墓维护费，应当设立银行专户，专款专用。公墓维护费的提取使用和监督管理的办法，由市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建立农村公益性公墓（骨灰堂），应当符合县（市、区）殡葬设施布局规划，由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报市民政行政主管部门备案。鼓励在农村建立少占土地的公益性骨灰堂。

　　公墓实行年检制度。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下列区域新建公墓：

　　（一）未依法取得使用权的耕地、林地；

　　（二）一级水源保护区、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和居民区；

　　（三）滇池周边面山分水岭以内区域；

　　（四）水库、河流堤坝管理区域；

　　（五）铁路和公路主干线规划控制区域；

　　（六）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区域。

　　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革命烈士墓、知名人士墓，及其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和依法批准已建成的公墓外，应当按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公墓外修建活人墓。

　　第二十三条 公墓墓穴或者骨灰存放格位实行实名制管理。墓穴和骨灰存放格位价格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执行。

　　骨灰公墓墓穴占地面积每穴均不得超过1平方米。遗体公墓墓穴的占地面积单人墓不得超过4平方米，双人墓不得超过6平方米。

　　公墓墓碑高不得超过80厘米。

　　公墓墓区绿地面积不得低于公墓总面积的40%。

　　第二十四条 公墓墓穴、骨灰存放格位的使用周期，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火化区的公墓只供安葬骨灰。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人员死亡后，其骨灰需进入农村公益性公墓或者骨灰堂安葬的，应当向户籍所在地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核准后，统筹安排。

　　农村公益性公墓不得收取经营性费用。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转让、有奖销售、炒买炒卖公墓墓穴或者骨灰存放格位；

　　（二）恢复或者新建宗族墓地；

　　（三）在公墓以外出售墓地、修墓立碑；

　　（四）将骨灰装棺土葬。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火化，逾期不火化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强行火化，火化费用由丧属承担，并可对丧属或者责任人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强行搬迁，并对责任人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扰乱社会秩序，阻碍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生产设备、棺木、土葬墓碑，可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民政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制止；违反市容和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城管、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殡仪馆、骨灰寄存场所、公墓的管理者不按照要求设置使用明火地点的，由民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参加祭祀的单位和个人，不按照要求使用明火的，由林业、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五款规定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并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建立公墓的，由民政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规划、国土、林业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由墓地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强行拆除。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项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3000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县（市、区）民政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拆除的，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强行拆除，拆除费用由责任人承担。对违法提供墓地的责任人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殡葬管理人员在殡葬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予以问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确立适当的量刑程序模式，使得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得到合理的协调，这是量刑程序改革的首要课题。最高法院新近确立的改革方案，尽管在“认罪审理程序”中具有可行性，但在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中却很难得到适用，甚至可能面临较大的理论争议和现实风险。通过基层法院的改革探索，一种建立在检察官批量出庭基础上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中出现；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一种新的“独立量刑模式”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浮出水面；那种适用于“认罪审理程序”中的“交错量刑模式”，也存在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对于这些自生自发的改革经验，改革者应正视其存在的合理性，评估其试验的效果，从而使其在促进新制度的形成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引言

近年来，量刑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为有效规范法官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一是建立“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制定行之有效的量刑指导意见；二是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人法庭审理程序”之中。前者是在我国刑罚制度比较粗放、法定刑幅度较大的情况下，促使法官的量刑走向公正和精密的问题。后者则是在我国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为一体的情况下，将量刑与定罪在程序上予以适度分离的问题。与量刑方法的改革相比，量刑程序的改革已经引起法学界、司法界更为普遍的关注，被视为一种在正当性上不存在争议的改革课题。

要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改革者就不能继续固守传统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因为这一模式存在着法院量刑决策过程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无法约束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无论公诉方还是辩护方，既无法充分提出量刑情节和量刑意见，也无法参与量刑的裁决过程，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1]英美法中的“分离化”程序模式似乎也难以被整体移植到中国刑事诉讼之中。这是因为，这种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模式，与陪审团裁断事实问题、法官负责适用法律的审判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中国，定罪与量刑是由同一审判组织负责裁决的，法庭对于被告人认罪和不认罪的案件都要进行全面的事实调查。这些因素决定了定罪与量刑很难在程序上完全分离开来。[2]

既然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完全分离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中国量刑程序改革注定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那么，探索量刑程序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独立”，就成为改革者难以回避的问题。最初，一些试点法院在法庭辩论阶段设置了量刑答辩环节，允许公诉方提出量刑建议。[3]后来，越来越多的试点法院开始在法庭调查阶段也引人专门的“量刑调查”环节，以使各种量刑情节可以在法庭上得到全面的调查和质证。[4]在近期通过的一份指导量刑程序改革的文件中，最高法院提出了一种“标准”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也就是在法庭调查阶段，先就与定罪有关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然后相对集中地就量刑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在法庭辩论阶段，法庭引导控辩双方先就定罪问题展开辩论，然后再由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辩论。不仅如此，控辩双方还可以提出各自的量刑意见，法庭在裁判文书中要就量刑理由做出专门的说明。[5]

对于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问题，笔者无意提出一种理想化的制度方案。事实上，作为一种由最高法院推动、各地法院试点进行的改革，量刑程序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界推动的，而带有一定的自生自发性。我们与其像过去那样动辄提出带有主观性的改革方案，倒不如对这种改革试验进行全面的跟踪调查，考察其实施的效果，评估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至于未来中国究竟要建立怎样的量刑程序模式，则主要应当由最高法院通过总结全国法院的改革经验来做出最终的选择，立法机关也可以根据这种改革的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其确立在国家立法之中。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种改革试验情况进行一种反思性的评价。鉴于各地法院的改革试点主要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展开的，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这种改革方案似乎还没有真正试验过，因此，对于这一改革方案能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人们是有理由提出疑问的。而对于那些仅在轻微案件中适用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本来就不出庭，被告人也很少聘请辩护人，这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否具有可行性，也是令人疑虑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这一改革直接由最高法院来推动，地方试点法院基本上处于服从命令和接受指导的被动状态，要指望这些法院的法官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异议，这几乎是非常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法学家群体就不应保持沉默，而可以对现行改革方案提出不同的观点，表达反思性的评论。根据过往的经验，在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被推广到全国之前，不同观点的表达和不同见解的交锋，虽然不一定保证一种理想制度的发现，却至少可以防止某些失败制度的出台。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模式的选择作出反思性的讨论。迄今为止，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三种审判程序，即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的简易程序，适用于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及适用于被告人不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根据这三种审判程序的不同特征，量刑程序的设计应具有各不相同的模式。笔者将要证明，最高法院提出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在这三类审判程序中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中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还可以有更为广阔的探索空间。至少，改革者有必要根据上述三种审判程序的特殊性，确立与之相适应的量刑模式。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的简易程序，是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产物。最初，由于主持简易程序的法官采取独任制的方式进行审判，在庭审前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对控诉方掌握的证据已经非常熟悉，加上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被告人自愿供述犯罪事实，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因此，简易程序中的调查和辩论环节得到较大的简化。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简易程序不再保持传统的审判程序格局，法官不再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查，而主要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自愿认罪、是否了解选择简易程序的后果等问题进行快速的庭审活动。最高法院在2003年的一份司法解释中甚至明确要求，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做出有罪判决。[6]至此，法院通过简易程序审理犯罪事实的功能基本消失，简易审判也就等于法庭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过程。

（一）现行改革方案的适用效果

在检察机关普遍不派员出席法庭审理的情况下，简易程序并不具有基本的两造对抗特征，那种控辩双方通过行使诉权来约束裁判权的诉讼格局无法形成。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指控犯罪的问题，法庭基本上尊重了控辩双方的合意，不再将其作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对象，而可以直接做出有罪裁决。但是，对于被告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法庭既无法听取公诉方的指控意见，也通常难以获知辩护律师的意见，而只能从案卷笔录中获得有限的量刑信息。其结果是，从法定量刑情节的遴选，酌定量刑情节的采纳，全部量刑情节的法律评价，再到量刑结论的形成以及量刑裁决理由的提供，这些量刑的决策活动几乎全部是由法庭单独完成的。而这个由一名法官组成的独任审判庭，不仅排斥了控辩双方的参与，而且也省略了评议程序，使得全部量刑裁决都由法官一人单独做出。很显然，相对于那种由合议庭主持的普通审判程序而言，简易程序的设计使得法官在量刑问题上享有更加难以约束的自由裁量权。

法官在简易程序中的自由裁量权一旦不能受到有效的规范，就会带来较之普通审判程序中自由裁量权滥用更严重的后果。尽管案件的量刑结果全都是低于3年有期徒刑的轻微刑罚，但是，诸如缓刑、免刑、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在适用上一旦得不到合理的约束，更有可能触动普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刑事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行为的发生，一般都是将犯有重罪的被告人给予较为轻缓的处罚，而适用非监禁刑的过程更容易伴随着权力寻租乃至司法腐败问题的发生。加上简易程序主要适用于基层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更容易受到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如此，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数量较大，在一些基层法院甚至达到1/3以上。如此高比例的刑事案件竟然是由单个法官独自完成量刑决策过程的，这不能不使人对法官量刑的公正性产生深深的忧虑。

量刑程序的改革是无法绕开简易程序的。但是，最高法院提出的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是否考虑到了简易程序的特殊性，从而做出了适当的模式选择呢？

在笔者看来，那种保持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程序格局的设想，在简易程序中是很难得到适用的。这是因为，简易程序历经10余年的发展和探索，逐渐形成了一种快速审理的格局，法庭不再区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最多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明智性进行当庭审查，对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法庭也不再举行任何形式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而基本上依据案卷笔录做出有罪裁决。同时，在法庭调查阶段区分定罪调查和量刑调查也是没有必要的。且不说法庭不可能再对定罪问题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查，就连量刑事实也没有必要单独建立调查程序。其实，对于量刑问题，中国法院通常都是进行统一的审理，而很少区分所谓的“量刑调查”与“量刑辩论”。对于被告人不持异议的量刑事实，法庭可以当庭予以确认，而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所谓的“量刑调查”；而对于被告人提出的一些酌定量刑情节，法庭也只是给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不可能组织专门的法庭调查。不仅如此，在法庭辩论中明确区分定罪辩论与量刑辩论也是不明智的。既然法庭在适用简易程序之初就确认被告人构成犯罪，那么再组织“定罪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对于量刑问题的辩论，由于检察机关拒绝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一般又不委托律师辩护，因此法庭对这种辩论是难以组织起来的。在司法实践中，所谓的“量刑辩论”会变成法庭对被告方量刑情节的听取过程。

可以看出，假如不考虑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动辄提出一种适用于所有案件的“统一量刑程序”的话，那么，这种改革方案将是很难得到实施的。要在简易程序中有效地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需要认真考虑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的问题。没有检察官的出庭，通过诉权约束裁判权的格局将是不可能形成的。尤其是考虑到被告人一般没有委托辩护律师，那些多多少少承担着“客观义务”的检察官，还可以促使法庭对不利于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以同等关注。因此，检察官重新回到法庭之上，将对法官的量刑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在那些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控辩双方不仅对被告人构成犯罪没有争议，而且对于量刑情节的采纳也很少存在太多的异议。即使在辩护律师出庭的情况下，辩护方最多也只是要求法庭对某些量刑情节予以注意。而这些量刑情节则很少超出控方案卷笔录的范围。有鉴于此，即便将简易程序定位于单纯的“量刑程序”，这种量刑程序也没有必要设计得过于繁琐和复杂，法庭完全可以将审理的重点放在那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上面。

（二）集中量刑模式

那么，究竟如何在简易程序中确立一种适当的量刑模式呢？从基层法院和检察机关的最新改革动向来看，一种新的“集中量刑模式”逐渐在简易程序的适用中浮出水面。“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说明要求法庭采纳的量刑情节，并就法庭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刑罚幅度给出建议；二是检察官出席法庭审理，促使法庭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三是检察官对若干案件一并提起公诉，促使法庭依次组织对这些案件的量刑审理程序，在对前一案件的量刑裁判结束之后，再来审理后一案件的量刑问题；四是法庭通过“流水作业”的方式，对若干刑事案件依次形成裁判意见，并当庭宣告裁决结论。由于这种量刑程序强调检察官对若干案件的集中出庭，法庭对若干案件的量刑问题进行集中审理，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着有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论辩，因此，笔者将其命名为“集中量刑模式”。

“集中量刑模式”是在基层司法机关对简易程序的改革探索中逐渐形成的。最初，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将量刑建议书随同起诉书一并移送法院，促使法院重视公诉方的量刑意见。[7]后来，为解决简易审判中“检察监督缺位”的问题，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推动了“检察官重新出庭”的行动，那种有公诉人出庭的简易审判逐渐出现。[8]但是，假如按照传统的做法，检察官只对单一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的话，这无疑会带来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造成检察机关公诉效率的下降。于是，一种由同一检察官对多个案件“批量出庭”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应运而生。[9]考虑到法庭在简易审判中直接确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简易审判其实就等于对量刑问题的审理，因此，这种“批量出庭”的做法最终发展成为对多个刑事案件的量刑问题集中加以审理的模式。[10]以下是福建省云霄县法院采取检察官“批量出庭”、法庭集中进行简易审理的经验：

“2009年7月8日下午，云霄县法院对5件故意伤害、1件交通肇事和1件非法经营案件集中开庭审理。坐在公诉席上的检察官方进权看了一下时间，从3点15分开始到5点30分，7个案件开庭完毕，平均每个案件用时不到20分钟……从2009年3月起，该县法院每月或每半个月都会集中半天或一天时间，安排简易程序案件开庭，检察院指派专人，连续出庭支持公诉，履行监督职责。截至7月上旬，公诉人分批现场监督庭审40件，平均开庭时间不到半小时。”[11]

而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法院依次对5件刑事案件进行了集中审理，庭审主要围绕着5名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展开：

“2009年9月28日，日照市东港区法院开庭审理5起涉嫌盗窃等轻微犯罪的案件。东港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杰出庭支持公诉，东港区法院副院长范红军负责独任审判。法庭在统一告知被告人诉讼权利后，对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不再进行审理，而直接进人量刑答辩程序。公诉人依次在每个案件中都当庭发表了口头量刑建议。法官就量刑问题征询了被告人的意见，对于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还听取了辩护人的量刑意见。法庭当庭依次对5名被告人进行口头宣判，除1名被告人被判处监禁刑以外，其余4名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经过计算，从8点35分开始到9点30分结束，对5件案件的简易审判不超过1个小时，平均每件开庭时间不到15分钟。”[12]

较之最高法院确定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而言，这种“集中量刑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可以当庭发表量刑建议，对法庭的量刑裁决产生了有效的约束，促使法庭在兼顾各种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二是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不再进行实质性的审理，而主要审查被告人认罪供述的自愿性，将有限的庭审时间集中投人到量刑裁判问题上，大大节省了法庭审理的时间；三是检察官同时对数个轻微案件提起公诉，法庭对这些案件集中进行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告最终的裁判结论，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四是法庭在检察官口头发表量刑建议的基础上进行量刑审理，引导双方只就存在争议的量刑情节展开辩论，而不再将全部量刑情节事无巨细地进行调查和辩论，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量刑审理环节。

当然，在现行刑事司法体制下，这种“集中量刑模式”要想真正得到推广，也会面临一些困难。例如，很多地方的检察机关习惯于“一案一诉”的工作方式，一般不会为迁就法院的集中开庭审理，而采取统一的“批量公诉”。加上刑事案件的发生并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有时候短时间内会有多个轻微案件被起诉到法院，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可能多达一月甚至数月都没有一件轻微案件被移送法院起诉。这就使得检察官的“集中出庭”难以实施。又如，法庭经过简易审判，通常都要对被告人判处较为轻缓的刑罚，甚至大量适用缓刑。但在很多地方的基层法院，缓刑的适用一般都要报请庭长、院长予以审批，甚至还要经过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假如这种法院内部的行政审批程序不发生变化的话，法庭的“集中量刑”也就难以实现。再如，在大多数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纵然检察官出席法庭，也主要是强调一些法定的量刑情节，而被告人本人又很少会提出有价值的量刑意见，这就意味着法庭仍然是基于案卷笔录所记载的事实和信息来做出量刑裁决，而很少顾及到可能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这就使得法庭对量刑结论的裁决难以超出检察官量刑建议的范围，被告方对量刑裁决的形成无法发挥实质性的影响。

三、“认罪审理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在简易程序之外，中国还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普通刑事案件的特殊审判程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这一程序并不是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法定程序，而是由一些基层法院通过自生自发的改革所创制出来的。最初，这种适用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的“普通程序”，被命名为“普通程序简易审”。2003年，最高法院在一份司法解释中正式确认了这种特别审判程序的合法性，[13]并将其命名为“被告人认罪案件的普通程序”（以下简称为“认罪审理程序”）。至此，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形成了两种简易审判程序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