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政府


芜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芜湖市深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

芜政〔2004〕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大桥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芜各单位：
　　
　　《芜湖市深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OO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芜湖市深化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

　　
　　　为妥善解决各类用人单位的医疗保险问题，进一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切实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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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促进国有企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调整产权结构，按照简便方法、降低门槛、规避风险的原则，吸纳各类用人单位、不同群体参加医疗保险；妥善解决困难企业职工及其他困难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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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保范围
　　(一)本市市区城镇所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本市市区已参加个人基本养老保险且男不满60周岁、女不满55周岁的城镇个体劳动者（简称城镇灵活就业人员）；
　　（三）本市市区内2004年4月底前已退休而未参保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人员。
　　
　　三、费用缴纳和医疗保险待遇
　　（一）法人单位按缴费工资8.5%（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养老保险单位缴费费率降低2个百分点，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提高2个百分点）比例,个人按2%比例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退休人员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但对赡养率超过25%（含25%）以上的退休人员，由单位按每人8000元标准缴纳医疗补充金。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必须参加医疗救助。上述人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待遇。
　　（二）2004年4月底前改制的国有、集体企业已退休人员参保，由企业缴纳医疗补充金，缴费标准为1.3万元/人，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同时参加医疗救助，享受医疗救助待遇。医疗救助金按每人每月6元标准，由退休人员个人按年度缴纳。
　　（三）市级及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和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未参保人员全部参保。企业劳动模范原则上比照我市企业军转干部的办法参保，享受同等医疗保险待遇；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原则上比照国家公务员的办法参保，并比照享受国家公务员医疗保险待遇。
　　（四）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保，基本医疗保险费缴费比例以全市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由参保人员进行选择。其中，按 10.5％比例缴纳的，建立个人帐户；按7.5％比例缴纳的，不建立个人帐户。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必须参加医疗救助。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身份参保时，要在连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满一年后，方可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四、缴费年限
　　所有参保职工按规定退休（退职）的，享受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时，累计缴费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男不能低于25年、女不能低于20年。其中，实际缴费年限均不能低于15年。若累计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不足上述规定的，须以退休前的上年度全市月平均工资为基数，按7.5%的比例予以补齐。上述视同缴费年限为2004年1月1日前的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视同缴费年限由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实际缴费年限为参保人员实际缴纳医疗保险费的年限。
　　符合下列条件的，不受上述缴费年限限制：
　　（一）国有企业（含原国有企业）失业人员，在本办法实施前停止享受失业金的，自本办法实施后90日内，办理参保手续并连续缴费且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以上的；不足5年，按5年补齐。
　　（二）国有企业（含原国有企业）失业人员，在本办法实施后失业的，自停止享受失业金后90日内，办理参保手续并连续缴费且实际缴费年限满5年以上的；不足5年，按5年补齐。
　　（三）1978年底以前的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比照上述（一）、（二）项执行。
　　
　　五、资金筹集
　　（一）2004年4月底前未参保的退休人员参保所需资金，由企业在改制时预留的医疗费中支出。预留不足的或企业缴费确有困难的，由企业主管部门统筹调剂。企业主管部门筹集困难或无主管部门的特困企业，由市、区两级政府负责筹措，分10年缴清。
　　2004年4月底以后改制的企业退休人员的医疗补充金按人均1.3万元预留。
　　（二）市级及市级以上未参保的劳动模范和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参保，企业缴费确有困难的，由企业主管部门筹集资金。企业主管部门筹集困难或无主管部门的特困企业，由同级财政负责解决。
　　（三）2004年4月底前未参保的退休人员参保，所需资金由区政府、企业主管部门与市劳动保障局签订缴款计划协议，每年缴纳资金应不低于应缴资金总额的十分之一。
　　
　　六、其它
　　（一）按分类型参保办法，积极做好各类用人单位的参保工作。各参保单位和人员要足额缴纳医疗保险费（医疗补充金），出现欠费的，要按规定停止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险待遇。
　　（二）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做好未参保退休人员、未参保企业劳动模范和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等群体的参保登记工作。区属单位，由区集中统一绞谐钦蛑肮ひ搅票Ｏ罩行陌炖恚皇惺舻ノ唬芍鞴懿棵偶型骋坏绞谐钦蛑肮ひ搅票Ｏ罩行陌炖怼?br>　　（三）改制企业退休人员参保，预留的医疗费已发放给个人的，要由企业全额收回；全额收回有困难的，由区政府和市直主管部门根据改制时间长短和当初预留的资产和资金，按每人每月50元的标准扣除后，若有结余，结余部分要全额收回，超支不补。对不愿缴回的个人，视同放弃参保资格。各企业要将预留资产迅速变现，并按规定缴纳医疗补充金。
　　（四）本办法自2004年 6月1日起施行，试行二年。
　　（五）县属单位参加医疗保险的办法由各县政府自行制定。
　　（六）本办法由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解释。
　　


信访与诉讼的和谐之路——浅谈对涉诉信访的理性思索

韩鸿翔


信访与涉诉信访

　　信访制度的功能之一是权利救济，是对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随着社会转型加速，利益冲突加剧，再加上纠纷诉讼解决机制的固有缺点和当下我国司法处理矛盾能力的有限性，随之而来的是全国信访数量的持续上升。信访反映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激烈，群众越级上访，重复上访增势迅猛，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望东方周刊》在2003年就曾报道“仅仅从今年7月到8月20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口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达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新高”。[1] 信访制度从设计之初的收集和传达公众意见渠道，逐渐演变为化解纠纷、实现救济的途径，并已陷入“信访洪峰”的困境，不堪重负，而且正在以受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法制化进程的挑战。[2]诉讼和信访同为纠纷解决机制，两者在我国特定的国情下不可避免地产了激烈地撞击，其直接后果的产物便是涉诉信访。[3]据不完全统计，涉诉信访占信访总量的三分之二左右。[4]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的来信来访案件达12万余件，至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件已达71.9万件之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办理涉诉信访件1876万件。[5] 接待、处理不服各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申诉，成了人民法院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大量的上访人员群聚北京已严重影响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稳定，为保持稳定，解决社会中大量的矛盾纠纷，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国家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信访问题。

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

作为权利救济的方式，与司法救济相比，涉诉信访（或称信访救济，其中涉诉是表现形式，救济是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司法救济的某些局限性，或者说完成了司法救济无法完成的某些使命。例如：于建嵘在对国内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中就发现，许多群体性事件在受群众信任和推选“上访精英”的反复上访之后，被政府重视予以解决的。没有上访反映问题，许多事件在基层法院根本无法解决。[6]因此，受到一些案件当事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追捧。这些人员对信访救济的偏好原因还与信访自身的特点有紧密的关系：

一、信访救济没有受案范围的限制。三大诉讼法对进入各自诉讼程序的案件都规定了一定的受理范围，对当事人的范围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这就使的部分当事人在碰到不公正或者自己不满意时，无法通过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获得救济时，都可能诉诸信访，而不考虑这种不公正或不满是何种事由，属于不属于法院的主管范围；是因何而起，属于不属于因自身的过错而引起。

二、在理论上信访救济避开了司法救济的形式理性的要求，无需充分的法律知识和必要的诉讼技能，也无需为准备大量的充分的证据而感到无助，并可直接将自己的诉求上达最高层。相对于通过诉讼程序的司法救济而言，信访救济更加平民化，适合底层大众的需求。

三、信访救济符合民众内心深处的“清官情结”和“告御状”心理

　　我国长期以来都是行政主导的国家，司法从属行政由来已久。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司法官与行政长官长期合二为一，即是县官又是判官。在这种体制之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清官文化和“为民做主”的包公情结。当事人上访的过程，也是他在内心深处寻找当代“包公”为自己做主的过程。而信访救济的设立，恰恰为当事人实现这一过程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就有“任人唯贤”、“精择良吏”的官吏考察和选拔制度，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再加上忠孝相通的伦理观念，使得社会民众普遍认为“好人必好官，高官必高德”。[7]中国古代法律传统是儒法两家思想融合互补的产物，“儒法两家有相同的对官吏权力的崇拜，这种权力的崇拜心态，导致了后世权力本位的思想。”[8] 而信访正是低层民众追寻大德高官凭手中权力为自己伸张正义的过程。应星在他的调查中将底层民众心中的国家形象归纳为：“闪着神奇光辉的党中央+损公肥私的多数地方贪官+为民做主的少数清官”。正是这种头上有青天的想法在鼓舞着人们的上访愿望，而且越往上越往公正，所以北京的上访最集中。[9]这也正是中国古代民众心中为求冤能伸、仇能报，不惜历经千辛万苦，舍得身家性命不保，也要告御状、讨公道的心理情结在当代的体现。

四、法律规则所体现的理念与民众心中的正义理念相差太大。中华法律传统行至清末，在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手中被推倒了，代之而来的大量西方法律规则被广泛移植进来。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如此。但由于往往以膜拜的态度来仰视西文法律文化，无论是司法改革路径的选择还是司法公正标准的预设，几乎毫无例外地套用西文的法治模式，导致我国特定的法律传统、社会条件和文化基础，人为地割裂和阻绝本土法律的潜移传承，在客观上也带来了法律移植中的排异反映和法律文化的不匹配。[10]例如：我国民众心中有一个神圣的理念就是法院审判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个“事实”在民众心目中是客观事实。但是，在法院实际审判当中处理原则是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即“以形式事实为依据”，因为客观事实是根本无法达到的。这种矛盾冲突再结合法官中立，在大多情况下不再依职权主动调查证据，使得许多有理无据的当事人，普遍认为法官不调查即为偏向对方，判我无理即为裁判不公。在法院讲“法”不行，就上访找讲“理”的。

五、司法不公使得相当一部分当事人舍司法程序，寻信访救济。司法不公包括许多方面的原因：既包括法官思想道德上腐败，又包括部分公正法官业务素质较低；既包括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部门干扰，又包括法官难以独立司法。既包括判决确有错误，又包括部分当事人对正确的判决不理解。

六、各级人民法院对待信访的精神是“有诉必理”，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信息灵敏，反应快捷，责任明确，措施有力”的工作机制，严格信访工作责任制，重点解决重复访、集体访等难点问题。[11]各级法院的出发点是好的——司法为民，但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告知世人：只有不断地重复访、集体访，问题引起了上层“高度重视”才能够解决。对此需要强调一点，现在要求各级政府（广义上的政府，指各国家机关）需引起“高度重视”的情况太多了，不引起“高度重视”根本不会得到有效解决。

七、信访救济无需太多成本。一封信或几张车票就可把当事人的诉求或其本人送到想去的地方，还常常是单程车票，因为至北京后就会有有关单位将其接回，且有部分时间段吃饭免费，由政府（广义上的政府，包括各国家机关）买单。低成本的特点成了某些当事人缠访、缠讼的一个主要原因。

信访救济的弊端

信访工作在化解纠纷的同时，也成了困扰法院发展，推进法制进程的一个现实难题。

一、从严格的理性角度出发，信访这种将权利救济寄托在首长的批示和清官的出现前提上的制度，是一种扬人治抑法治的做法，这与我国目前国家现代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二、信访救济的非程序性与司法独立精神存在背离。信访救济的现实方式是通过法律外途径（权力）再次启动更高的司法权力或其他权力，以维护自己自认为应当保护的利益。这无意中导致了本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司法机关更易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和干预，有时会造成要取得涉诉信访处理纠纷的理想结果必然以牺牲司治独立为代价。在维护稳定的政治任务面前，左右法官思维的是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是上级长官的意愿，法院作为独立审判司法机关的身份被暂时忽略了。

三、信访救济处理的非理性与司法权威之间存在着对立。对信访问题的处理一般并不强调处理过程的理性和对规范的遵守，而是千方百计地“息访”，不看过程只求终极目标，其结果极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在当事人的压力与更高的权力所压迫下赋予当事人不适当的利益——会哭的孩子多吃奶；另一方面是漠视当事人的正当要求，并随意对其进行打压，通过其他途径对当事人的其他合法权益进行限制，迫使其放弃信访要求。第一个极端走向使法院判决的既判力得不到尊重，上级领导的批示就可以“推翻”一个判决，司法无权威可言。第二个极端走向使既定法律和制度不再被普遍遵守，当事人人权遭到严重侵犯，各个部门为“息访”所采取的各种过激行为法院亦不予立案处理。法律不再被民众信仰，司法更无权威可言。

四、信访救济所彰显的价值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背。信访救济是一种无序的救济，是一种没有穷尽的救济，其所彰显的价值不是利益的公平分配而是“多索多得”，不是“法律人人遵守”而是“权大于法”，而当“权大于法”时就非常容易出现“以权谋私”。这种非正义理念与推进我国社会经济民主政治平稳较快发展所需要的公平、稳定、秩序等理念不相吻合。

信访功能之演变

信访最开始是作为国家对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出现的，服务于国家对社会的治理。这种控制既包括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也包括对基层行政体系的控制。国家允许基层社会通过信访这种方式将基层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向中央政权报告，再由中央作出针对性的决策，并最终反馈于基层以实现为政之目的。这种方式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的承诺。[12]相对公民来讲，信访体现了公民的请愿权利，而这一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13]其表现形式为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申诉权等等。但时至今日，信访已从最初“了解基层，服务民众”的功能逐步演变为“个人权利救济”的功能。信访制度以权力为核心，为行动者提供了一种亲近权力资源的可能，通过领导对具体问题的干涉和批示，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导致了一些当事人一旦发现司法救济的结果不如己意，就开始寻找机会上访，希望规避法律得以寻求最满意的结果。[14]
为了确保稳定，切实将矛盾解决在基层，中央不断强化信访工作责任制，乃至按信访量给地方排名，将其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下大决心及时化解矛盾，更好地把那些影响稳定的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信访救济和诉讼救济成为既并驾齐驱又相互排斥的两条“维权之路”。但，信访问题牵涉面很广，许多矛盾基层根本无法解决，况且一些上访案件本身就是针对当地政府，群众必然通过越级上访寻求高层领导关注，借此施加对当地政府的压力。[15]为了解决问题，政府首选的办法是是“疏”。“疏”就是“劝导”，在仅“劝导”不行时，就“花钱买安省”（安是平安，省是省心、省力）。实践、经验和理性告诉我们，这种无原则的“疏”刺激了更多的人来信访，谁都想来肯一块“唐僧肉”，谁都知道政府是“无限责任公司”。当政府不堪重负，“疏”不起时，在严格的责任制下，“堵”的一手便难以避免。少数地方使用暴力等手段拦截上访群众已是公开的事实。其恶劣的政治后果是：本为追求和谐与稳定的信访制度成为了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新的污染源。

信访和诉讼的和谐之路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造成这种矛盾局面的原因既有现行法律制度与我国国情存在较大差距的因素，又有司法不公，令当事人不能信服的因素，还有我国高层对待信访问题总体策略不当的因素。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司法救济在一定程度上的失灵。只要司法救济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的公器，人们对信访救济的大部分注意力自然就会转移，毕竟信访救济所能够提供救济的可能性还是太小，是不得已而为之。换句话说，治“诉讼救济”是治本，治“信访救济”是治标。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因发炎得了高烧，去烧散热是当务之急，但杀菌消炎才是根本之道。